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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麼稠密，總讓人有些擔心。但我從未見過有一隻杯子或一隻盤子因他們的失手而跌落在地上打碎的。在狹小的空間中尋購貨物的日本人，似乎身體與手的感覺也都頗好。我無數次地去過無數家這樣的瓷器店，就從未見過一回有人碰落物品的情景。

這些手在你眼前不停地閃現，將東西包成應該包成的樣子，將東西擺成應該擺成的樣子，將東西做成應該做成的樣子，準確，到位，乾淨利落，絕不遲緩和拖泥帶水。你見著這些手，就會在心裡亮閃閃地跳動著—單詞：手感。

你若再去凝視、品味那些實物，如傢俱，如文具，如點心，如各種各樣的工藝品，你都能透過這些東西的表象看出—雙雙手感很好的手來。

他們還會很刻意地把他們的手感想辦法傳導到你的手上，讓你覺得被你的手抓握住的那個東西手感很好。它們給你的手帶來了舒適與愜意，甚至是快感，以至於你會沉湎於這種快感之中。我手裡使用的一臺OLYMPUS相機，抓在手中時，那種讓你舒服的手感，能直浸潤到心上。那幾個恰到好處的凹痕，避免了那些平整如磚的外殼所有的生硬與僵直。幾個手指正好放在這些凹痕裡。此時，那些個手指，猶如—個懶洋洋的人見到有彈性的床、軟和而溫馨的被子。你的手指就會像春天裡的幾隻小鳥埋在窠裡不想出來。

在感嘆的那一邊，我常禁不住去想中國——

當你去看中國的物品器具時，你就無法拒絕一個強烈的印象：粗製濫造。那些活，總是做得簡陋而粗糙。那些做活的人，既不求精細也不求漂亮。彷彿，只要有那樣—些東西，便也就是製造的目的與終點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讀書時，住在：三十二樓的四樓。開啟水時，要到二十八樓去。宿舍裡有四隻水壺，其中有兩隻還是北京產的名牌水壺（我真不好意思說出這個品牌），那壺把簡直就是塊薄鐵片做成的，抓在手中，猶如抓著一把鋒利的刀片。當我從二十八樓將四壺水提到三十二樓四樓時，總是迫不及待地將門踢開，立即放下水壺，然後不住地甩著被壺把咬割得很疼痛的手。甩了一陣，再去看看那幾乎要流出血來的咬痕，又不住地用嘴去呵護著。令人傷感的是，直到今天，那水壺的把依然本色不改，一如從前，鋒利如刀。這些製造水壺的人，他們的手難道就失去知覺了嗎？難道連一絲一毫的手感都沒有了嗎？從中關園搬到燕北園之後，我要添些餐具，跑了好幾家瓷器店，竟然沒有挑出幾隻我稍微滿意的碗來。且不說那圖案几十年來就那麼單調的幾種，光那碗的大小，就很不相等，還不怎麼圓，十隻碗疊在一起時，總是那麼令人揪心地晃盪不止。那碗底粗粗拉拉，初時不在意，在剛買回來的一張飯桌上拉來推去的，竟將那嶄新的桌面犁出—道一道痕來，讓人心疼不已。我只好拿出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隻一隻打打磨它們。有些活兒，本應是充滿柔性的活兒，但那些人就是沒有輕重，一拿—扔，一敲—砸，能讓你—陣陣心驚肉跳。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的一塊梅花表的錶蒙子破裂了。去了幾家修錶店，皆無合適的可換。我只好去自由市場找修表的攤子。我問—個從浙江來的修表的有無梅花表的錶蒙子好換，他也不看一看是什麼樣的—塊表，張口就來：“有的。”說罷，他就拉開抽屜，將那一堆錶蒙子拿出來—個—個地試。那錶蒙子一隻一隻都糊里糊塗的，使人懷疑那是他用自己撿來的塑膠燒化而成。試了十幾二十個，也未能找到一隻合適的。毫無希望時，他說：“這隻可以。”然後像倒煤渣—樣將表中—個金屬圈倒出，還未等我反應過來，他就用一把鏽跡斑斑的老虎鉗子，像掐鐵條似的將那金屬圈掐斷了。我很生氣：“你怎麼能如此蠻幹？”也還很有理：“不掐斷它一截，蒙子又怎能安上？”錶蒙子就這樣被很野蠻地勉強裝上了。但我再也不肯戴那塊表，因為心裡硬覺得它已殘廢了。我很生氣了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