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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素（僧家著黑衣，故稱「緇」，也稱「皂」。素即白衣俗人），開大施門，打剎唱舉，拘撒泉貝，別請設座，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贊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發百數數（「解發」似是翦下頭髮，可以賣錢。寶嚴傳中說他唱導時，聽者「莫不解發撤衣，書名記數。」可以參證）。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捐錢物者，各求許願，故須隨時變換，替他們陳願）。斯實利口之銛奇，一期之赴捷也（《續傳》卷四十論）。

這種「落花」似乎即是後來所謂「蓮花落」一類的東西。做這種事的人，全靠隨機應變，出口成章。要點在於感動人，故不能不通俗。今日說大鼓書的，唱「攤簧」的，唱「小熱昏」的，都有點像這種「落花」導師。「聲無暫停，語無重述，結句皆合韻」，也正像後世的鼓詞與攤簧。善權傳中說隋煬帝時，獻後崩，宮內設齋場，善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其例亦爾」這種導文，或通篇三字句，或通篇五字句，或通篇七字句，都是有韻的，這不是很像後來的彈詞鼓詞嗎？

綜合兩部僧傳所記，我們可以明白當時佛教的宣傳決不是單靠譯經。支曇籥等輸入唱唄之法，分化成「轉讀」與「梵唄」兩項。轉讀之法使經文可讀，使經文可向大眾宣讀。這是一大進步。宣讀不能叫人懂得，於是有「俗文」「變文」之作，把經文敷演成通俗的唱本，使多數人容易瞭解。這便是更進一步了。後來唐五代的《維摩變文》等，便是這樣起來的（說詳下編，另有專論）。梵唄之法用聲音感人，先傳的是梵音，後變為中國各地的唄讚，遂開佛教俗歌的風氣。後來唐五代所傳的《淨土贊》《太子贊》《五更轉》《十二時》等，都屬於這一類。佛教中白話詩人的起來（梵志、寒山、拾得等）也許與此有關係罷。唱導之法借設齋拜懺做說法佈道的事。唱導分化出來，一方面是規矩的懺文與導文，大概脫不了文人駢偶的風氣，況且有名家導文作範本，陳套相傳，沒有什麼文學上的大影響。一方面是由那臨機應變的唱導產生「蓮花落」式的導文，和那通俗唱經的同走上鼓詞彈詞的路子了。另一方面是原來說法佈道的本意，六朝以下，律師宣律，禪師談禪，都傾向白話的講說；到禪宗的大師的白話語錄出來，散文的文學上遂開一生面了（也詳見下編）。

§§第二編 唐朝（上）

第13章 唐初的白話詩

向來講初唐（約六二〇—七〇〇）文學的人，只曉得十八學士，上官體，初唐四傑等等（看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卷六，頁一—三六）。我近年研究這時代的文學作品，深信這個時期是一個白話詩的時期。故現在講唐朝的文學，開篇就講唐初的白話詩人。

白話詩有種種來源。第一個來源是民歌，這是不用細說的。一切兒歌，民歌，都是白話的。第二個來源是打油詩，就是文人用詼諧的口吻互相嘲戲的詩。如我們在上編說的，應璩的諧詩，左思的《嬌女》，程曉的《嘲熱客》，陶潛的《責子》《輓歌》，都是這一類。王褒的《僮約》也是這一類。嘲戲總是脫口而出，最自然，最沒有做作的；故嘲戲的詩都是極自然的白話詩。雖然這一類的詩往往沒有多大的文學價值，然而他們卻有訓練作白話詩的大功用。鋅嶸說陶潛的詩出於應璩，其實只是說陶潛的白話詩是從嘲諷的諧詩出來的（上文頁八二）。凡嘲戲別人，或嘲諷社會，或自己嘲戲，或為自己解嘲，都屬於這一類。陶潛的《輓歌》「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這是自己嘲戲；他的《責子》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這是自己解嘲。從這裡再一變，便到了白居易所謂「諷諭」與「閒適」兩種意境。陶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