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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官可享盡榮華富貴。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世界名牌、住的是豪華別墅、行的是奧迪寶馬。

當官不會有錯。如今官員職務不高架子大，開口就是&ldo;重要指示、重要講話&rdo;必須認真落實。如果落實中出了問題，那肯定是下面的問題。因為領導絕對不會有錯，如果發現領導有錯，一定是我看錯;如果我沒有看錯，一定是我的錯，才使領導犯錯;如果是領導自己的錯，只要他不認錯，他就沒有錯;如果領導不認錯，我還堅持認為他有錯，好壞都是我的錯。總之，&ldo;領導不會有錯誤&rdo;這話絕對不會錯。

學而優則仕，以學術能力提拔人才是中國歷代王朝的傳統取仕之道。就是現代，學者入仕也是很多的。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基本是軍事官僚即武人集團掌控政權，原有的文官傳統被擠到後臺，只能因勢利導，以意識形態牽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團的極端暴力傾向。文革災難性局面有一個組成原因‐‐軍事官僚與左翼人文官僚的衝突。

文革與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別。發生改變的不僅是執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還有&ldo;吏部取吏&rdo;的擇人標準。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且不管當時執政者的具體考慮，就客觀效果而言，這是歷史的必要過渡：

1、技術官員是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隔火牆。它能淡化、疏離甚至隔斷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狂熱。

2、技術官員也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橋樑。它比人文官員較能適應&ldo;從數字上管理而不是從人頭上管理&rdo;的現代化轉型。

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這一過渡完成以後，隨著民主呼聲日益強烈，歷史又會呼喚第二次過渡：法政出身的官員開始進入幹部選拔隊伍。

從歷史縱深發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僅改變在朝者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在野者的知識結構。一方面在朝者從人文官員轉變為技術官員，再接納法政官員;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從詩文型文人清談，過渡為只講數字的經濟學帝國，再過渡為以政治學、法律學為主的法政型官員。發達國家的政治領袖，絕大多數來自法政專業。

現代社會應該是法治社會，市場經濟也應該是法律主導下的經濟。法律是制衡世俗權力和協調人類關係的準繩之一。法學家參政議政，以專長服務社會，在維護公民合法權益、防止公共權力濫用是有重要作用的。

當前幹部制度設計下的人才取向

選人用人歷來是中國政治中的&ldo;重中之重&rdo;。在制度績效相對較低的情況下，人的素質、取向、情緒、狀態成為影響甚至是生成&ldo;業績&rdo;的主導性因素，所謂得人者得道。

對政治、行政過程中&ldo;人&rdo;的重要性的強調，本質上並不是所謂&ldo;人治&rdo;的獨有特性。事實上，一個高度法治的社會對人的依賴也是極其重大的，&ldo;人&rdo;的差別正是高度法治社會相互區別的主要因素;或者說，&ldo;法治社會&rdo;是可複製的，而&ldo;人&rdo;的差異性是複雜的、多樣化的，是難以甚至不可複製的，這正是全球多樣性和歷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選人用人方面，強調人的差異性、明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極其重要的。

事實上，對人的差異性的尊重，也是對官員個人的尊重，是對官員個人素質、積極性、創造精神等內在&ldo;秉性&rdo;的尊重，而在這些內在&ldo;秉性&rdo;實際上是官員個人透過長期的修養和磨練才能獲得的。因此，在選任方面，解放思想、破除諸種形式的學歷、資格迷信，戒除形式主義，實事求是，鼓勵人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