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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兩本翻譯著作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們是柯特勒的《美國八大冤假錯案》和peter irons的《為權益而戰》。它們以講故事的形式講述了美國法治史上的冤假錯案，和小人物為維護自己憲法權利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鬥爭。這兩本書，內容生動，評論犀利，非常精彩，在美國好評如雲，的確反映出美國學者對本國憲政制度的批判精神和政府濫用司法權力的警覺態度。但是，當它們移植到中國的語境中就會出現誤讀的可能性，因為美國的一般讀者對自己生活的法治環境有相當多的切身體驗，也比較容易理解美國法治的&ldo;陰暗面&rdo;只是其完備法治的一小部份，但對於沒有過在美國生活體驗的一般中國讀者，這一&ldo;陰暗面&rdo;可能會被不自覺地放大成為美國憲政和法治的全部，而且，由於作者是美國知名學者，作品又是有影響的著作，因而就增加了這種印象的權威性。中國的批判家就可以振振有辭地說：&ldo;有必要強調美國憲政和法治的長處嗎？美國人自己都說自己的法治問題成堆！&rdo;

這裡的確向我們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的學者在挑選譯介西方著作時，在突出我們的個人偏好時，一定要照顧到全面；在讚賞另類時，更應該突出主流。在人文學術中，有時新不一定比舊好，有時新可能還不如舊。在其名著&ldo;politics aong nations&rdo;（《國際政治》）中，國際政治學權威hans jenthau開篇就指出：&ldo;在政治理論中，新鮮突兀未必是優點，源遠流長也未必是缺點。&rdo;不幸的是，中國學界似乎已形成了某種傳統，譯介近現代西方學術時較多地選擇經典和主流，但譯介當代作品時似乎更多地注意標新立異的枝幹，而非源遠流長的傳統。在我看來，不同社會間的交往和交流應該跟人與人交往一樣，儘量了解、借鑑甚至是學習對方的長處，取長補短，共同發展。過多糾纏於歷史的糾葛和偶然的衝突，陷於某種受害者、勝利者或救世主的心態而不能自拔，絕非是一個偉大民族自謙、自信和自強的表現。這絕非無的放矢，看看在過去的幾年裡中美兩國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和學者對相互嘲弄、彼此揭短甚至是攻擊謾罵的熱衷，就可見一斑。

這一觀察確定了我從事美國憲政史探討的一個原則：作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一個後來者，我要虛心地學習和閱讀其他學者的著述；作為身處一個法制遠非健全、人治常常代替法治社會中的觀察家，我將努力尋求一個法制相對健全、憲法為其立國之本社會的法治精粹和憲政經驗。在具體做法上，利用自己作為歷史學者善於敘事、對細節的敏感和對美國歷史發展背景熟悉的優勢來講述美國憲政法治發展演變的故事。於是，我打算以&ldo;美國偉大的[國會]法律和[聯邦最高法院]判決&rdo;為題分別講述十大判決和十大法律的故事。

當我向遠在美國的王希教授和我的老朋友陳偉提出這一設想時，得到了他們熱情的讚揚，並建議我把判決和法律分開來作。由於判決的案例故事如此豐富多彩、驚心動魄，它自然成為了我的首選。更為重要的是，老友陳偉與我不約而同地對判決問題產生了興趣，並在我之前開始在國內的《讀書》、《南風窗》和海外的《世界週刊》以及網上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和《國風》發表他的美國法律縱橫談。他的欣然加盟大大提高了本書的可讀性和思想性，縮短了與讀者見面的時間。

本書的合作成為我們近20年友誼的小小高潮。我們是東北師範大學（長春）1978級校友，我在歷史系，他在政治系。1982年初大學畢業前夕，我報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他報考了蘇聯東歐研究所，由此我們開始相識。我於當年如願以償，他卻在赴京複試後馬失前蹄，但我們一直保持了書信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