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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唇、鬍子、手指都抖動著，眼裡也蓄滿了淚。半晌，才叫了一聲，心裡悔恨交加”。老順是剛強的，且不乏霸悍之氣，但他久經傳統文化薰陶，認為二兒子猛子的行為給他致命的打擊：“老順木了臉，夢遊似往村裡走，衣褲突然顯得過分寬大。風一吹，老順的身子一鼓一蕩的，像要被風帶了去。”堅韌與無奈達於極致。老順的大兒子憨頭，苦吃勤作，供弟弟上完中學，自己大字不識幾個，他彌留之際的最大心願竟是讓弟弟用架子車拉上逛一趟武威的文廟。這情節給人悲涼而悠長的思索。人物中，男性以老順、孟八爺、靈官寫得好；女性中，老順老伴、雙福女人、瑩兒、蘭蘭也都好。作品的生存環境是闊大而單調的，人文維繫不無封閉和愚昧的色彩。然而，它的人物自有其生存哲學，他們有自己在艱難環境中維繫精神的強大紐帶。切莫認為作者在一味地寫苦難，其實，正是老順及其兒女、村人們的堅韌與豁達、勤勞與奉獻，支撐著我們明朗的天空與廣柔的大地。

審美上素有“使情成體”之說，《大漠祭》以雄渾的自然生態為背景，以人情美、人性美為結構核心。老順有三個兒子，老大憨頭因救人而陽萎，家裡換親把妹妹蘭蘭換了出去，給他換來了瑩兒做媳婦；老二猛子，蠻勇任性，與某大款備受冷落的妻子有染；老三靈官，帶有作者的影子，他有文化，靈心善感，在特殊境遇裡，與嫂子瑩兒發生了戀情。這麼說，只是勾勒了最簡略的人物關係。事實上，作品的動人力量，全在於超越了這個故事層面，指向了精神的高度。在靈官與瑩兒的關係中，可供尋味的東西更多，在鄉村，真正偉大的多是女性，她們含辛茹苦，忍辱負重，給生活注入了歡欣，又承當起巨大苦痛，從容面對一切。

《大漠祭》的語言鮮活、有質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對西部方言改造後的新詞妙句。隨手可拎出這樣的句子：“風最猛的時候，太陽就瘦、小、慘白，在風中瑟縮。滿天黃沙，沙粒都瘋了，成一支支箭，射到肌膚上，死痛。空中瀰漫著很稠的土，呼吸一陣，肺便如漿了似的難受”———沒有切膚體驗和觀察是寫不出的。這是狀景，寫人的妙語就更多了。長期以來，不少自以為是鄉土小說的作家，過不了鄉土語言關，因為語言的滯後，他們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鄉土生活中許多有生命力、啟示力的東西，包括某些生存哲學和禪意。這不禁使我想起，《大漠祭》在審美上與新疆散文作家劉亮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人說，劉“在一頭牛、一隻鳥、一陣風、一片落葉、一個小螞蟻、一把鐵鍁中，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雪漠何嘗不是如此。

當代文學太需要精神鈣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滿鈣質的作品。我以為，經濟的欠發達，並不必然意味著文化的欠發達，而文化的欠發達，又不必然地意味著藝術感覺的欠發達。西部的生存詩意，可以滋潤我們這個浮躁時代的地方太多了，只是我們還沒有認識到。不管高科技發展到何等地步，人類永遠有解不開的鄉土情結，永遠需要鄉土情感的撫慰。《大漠祭》告訴我們，鄉土文學不會完結，新的鄉土文學正在湧現。如果說，過去的“農村題材”的提法有某種觀念化、狹窄化傾向，把不少本真的、美的、善的和詩意的東西遮蔽了，那麼，“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憶），在鄉土生活中尋覓精神的資源，甚至源頭，已成為當今許多作家的共識。《大漠祭》嶄新的審美風貌是區別於以往同類創作的——這或許是我想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著重論述的問題。

（本文原發於《光明日報》2001年8月16日，編者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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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序（1）

●雪漠　從“名人”談起……

（1）

《大漠祭》一完稿，朋友就勸我找個名人作序。我當然拒絕了。一來，對時下所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