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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堂經籍鋪”,由其長子經營銷售他在日本編印的古籍。1928年,羅舉家遷往旅順,將這所房子以六萬元出手。這在當年,是賣了一個很合算的價錢。
錢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時,只住三間房子。張伯苓去其家後嘆道:次長生活極為簡樸!後錢向人借了一筆錢,在南京的上海路蓋了一所房子。這筆債直到抗戰後才還清。
當年,清華教授的宿舍條件優裕。聞一多、周培源、吳有訓、雷海宗等50餘戶住清華西院。聞一多住49號,有14間房子。1935年後,聞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陳岱孫、吳有訓等又遷入清華南院,這裡有30棟新蓋的西式住宅,每戶一棟,內有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等,電燈、電話、熱水等一應俱全。
西南聯大後期,西倉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籤確定誰能搬進去。聞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遷入新居——西倉坡3號。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間土坯牆的平房,大門內中間是一塊斜坡的空地。聞家住東邊一排,門朝西,有兩間20平方米的房間,後面是天井,旁邊是廚房,門前有塊空地,聞家就開荒種菜,自給自足,收穫頗豐。
西南聯大成立後,雖建成新校舍,但條件相當艱苦。男生宿舍都是土牆草頂,牆上開幾個方洞,方洞上豎著幾根不去皮的樹棍,便是窗戶。每間房子的兩邊各擺十張上下鋪的雙人床,即一間房住四十個學生,環境可以想見。
抗戰爆發後,上海市民紛紛湧向租界,致房屋大為緊張。畫家錢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間小屋子,五個兒子集於一堂,簡直沒有迴旋餘地,他戲言:“這真是所謂五子登科(窠)了!”
學者鄧雲鄉曾記述當年的清華學生宿舍:“清華的學生宿舍,也是以‘齋’為名,男生宿舍如‘明齋’、‘誠齋’及後來建的‘新齋’等,女生宿舍叫‘靜齋’。這些‘齋’都是紅磚砌的三層樓,兩個人一個房間,房中有壁櫥,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鋼絲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舊時《宇宙風》上寫文章介紹清華宿舍說:‘整個冬天,從11月到翌年3月,在清華室內都像是夏天,睡起來蓋一條薄被就行了。’”
小說家畢倚虹住在上海西門路慶祥裡。他與人通訊,信封落款常寫“西門慶寄”。
齊白石家的門上貼一紙條:“晚過九時不開門。”
1936年初,胡宗南時任軍長。《大公報》記者範長江在長篇通訊《中國的西北角》中稱:“胡宗南氏,正駐在甘谷西面的二十里鋪。”他住在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廟”,“門窗不全,正當著西北風,屋子裡沒有火爐,他又不睡熱炕,身上還穿的單衣單褲,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臉額耳,都已凍成無數的創傷,而談話卻津津有味。”
吳宓於1925年入住清華工字廳西客廳,取名“藤影荷聲之館”,當年梁啟超也曾在此“賃館著書”。後來葉公超搬來與吳為鄰,“一浪漫,一古典,而頗為相得”。吳宓在工字廳的住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文化沙龍的功能。1926年7月8日,陳寅恪來清華就職的當天,即是吳宓從城裡把陳接到學校,“住西客廳”。“王靜安先生來,久坐”、“陳寅恪、趙元任等攜蒯壽樞來室中小坐”、“金嶽霖來”、“曹校長陪導錢方軾來宓室中晤會”、“楊振聲來,宓與談‘翻譯’一課內容”、“招葉企孫來此小坐”、“馮友蘭君如約來”這樣的記載曾三天兩頭出現在吳宓的日記裡,陳寅恪也曾借吳宓住所設宴請客。抗戰勝利後,季羨林回清華教書,他曾回憶說:“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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