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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寇準的風格與當日大多數科舉出身的文臣明顯不同，他性格外向，欠缺謹慎持重，性情又過於剛直，疾惡如仇，做事常常不顧及同僚和下屬的臉面。如此這般，不免受到許多人的怨恨，以至於陷於孤立的境地，最終連天子也幫不了他。

至道二年（996）七月裡，朝廷舉行南郊祭天大典結束後，依照慣例百官都獲得敘遷。在安排此次人事變動的過程中，寇準素來印象好的官員多得美差，而他反感或不熟悉的人則很少獲得好處，從而招致一些人的非議。這得承認，他既有打破陳規選拔人才的一面，也存在主觀偏見的一面，欠缺政治家必要的容人之量。

當時，有位名叫彭惟節的官員，其排序一直居於另一位朝官馮拯之下，這次敘遷後，前者轉官屯田員外郎，後者轉為虞部員外郎，也就是說彭某排位超過了馮某。但上奏列名時，馮拯卻繼續要求保持在彭氏前面。寇準素來對圓滑投機的馮氏缺乏好感，便大為惱怒，遂以中書公文的形式斥責馮拯擾亂朝綱。馮拯本非良善之輩，接獲堂帖後憤懣不已，哪裡肯善罷甘休，就上奏指責寇參政擅權，接著又條陳其對待嶺南地區官員的任用不公。他這麼做，自然有一批人支援，廣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便積極予以配合。康戩也向天子上疏反映：宰相呂端、參知政事張洎和李昌齡皆寇準所引薦，呂丞相心存感激，張參政曲意奉承，李參政則畏懼不敢抗衡，是故寇準得以為所欲為，變亂規矩。如此言辭，可謂相當大膽，牽扯到當朝地位最高的幾位宰執大臣，背後必然有複雜的勢力撐腰，很可能是得到反對太子一派的李皇后、大宦官王繼恩等人的指使。既然有把柄可以被抓，政敵當然不會手軟。

太宗皇帝閱罷幾份奏疏，龍顏不悅，再賞識的人也只是臣子，若要擅權或重新拉幫組派，照樣是絕對不能接受。

當寇準奉命主持太廟祭祀事務之際，天子召見了呂端等人。呂相公受到太宗的責問，已顧不得情誼之類的事，連忙解釋說：寇準性格剛強，為臣等不願與他爭執，也是考慮到怕有傷國體。隨之，帶頭頓首謝罪。品行不端的張洎為求自保，恩將仇報，乘機落井下石，竟揭發寇準私下裡說過批評天子的話。

結束太廟公務後，寇參政上殿匯報，天子質問他有關馮拯反映的事，他這時竟犯了老毛病，不知掌握分寸，一味地為自己辯護，還請求在朝堂官員面前互相對質。顯然，他過於自信，不懼公開辯論。太宗聽得不耐煩，說道：若就當廷分辯的話，有失大臣之體。話已至此，寇準猶不知退讓，仍堅稱自己無過，又拿出中書有關官員的簿子，一一指出先後，無非要爭個是非曲直。他只顧倔強，不知變通，勢必&ldo;一舉不得，前功盡棄&rdo;。天子愈加氣惱，不由得對昔日愛卿嘆責道：鼠雀尚知人意，何況人呢？就此結束了不愉快的談話，隨之傳詔罷免寇準的要職，出貶為鄧州（今河南鄧州市）知州。

追逐權力本是政界的通病，也是每位政客的本能，本朝&ldo;魏徵&rdo;寇準自不例外。而權力的擁有，往往不是簡單論品行論能力論遠大的抱負，就能公平衡量分配，爾虞我詐、明槍暗箭、陽奉陰違、調虎離山、針尖對麥芒等等，以至於三十六計、七十二變之類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從來便是如此。寇準顯然不精通權術之道，大概還反感這些東西，常常僅憑一顆赤心一腔熱腸對待君王和政務，自是簡單粗糙，難免陷身孤立，甚至授人以柄。對此，他的同年和好友張詠以後曾嘆息道：寇公實乃奇才，可惜學術不足耳！此所謂&ldo;學術&rdo;非今日意義上的學問之學術，而是指學習揣摩歷史經驗所獲得的政治權術。還是知己者說到點子上了，遺憾的是當事人終生也沒有真正掌握。

再度失意之下，寇準離開了朝廷的權力中心，落腳地方衙門。這一年，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