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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局勢緊張,通訊不方便,船期不準確,阻障重重,累得中間人常要奔走竟日追查書的下落。另外,還需要處理十分雜復的物主身份問題,有些是私人藏品,有些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有些是物主身份存疑,卻左請右託要港大收留極珍貴書籍的。看陳君葆的日記,由一九三八年一月開始,他就幾乎天天為這些善本書費神。存館書數目多少,現已無從準確計算,但只是鄭振鐸分期由上海寄港的善本書,到一九四○年底,已積聚了好幾萬冊。
三
一九三八年初,香港已微聞日軍攻打虎門、赤灣一帶的炮聲,到十月廣州淪陷,政府與市民再不那麼安心了,陸續做著防空演習,這種緊張氣氛,令許、陳二人必須加快步伐,為那些公私藏書謀求安全之地。他們請了葉恭綽、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著名學者負責整理、記錄、裝箱,準備分批海運到美國暫存。可是,太平洋戰火一興,海運無法如期通航,裝了箱的書還來不及運走,日本軍隊已經開始進攻香港。此時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所謂「黑色聖誕」,香港市民在連天炮火下,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生活中。
日軍在港陷三日後,就派出十多名軍官由憲兵隊長平川率領,到香港大學封查圖書館,在門外釘上「大日本軍民政部管理」木條。真正是合該有事,他們仔細檢查存書時,竟發現一百一十一箱已裝箱的書,木箱上寫著收件人是「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而付寄人是「中英文化協會香港分會秘書陳君葆」。這批共三萬冊原屬南京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就使陳君葆陷於險境,擔上了「私通敵人」、「盜取中國古物」的罪名。負責接收及寄出那些書的兩個人,許地山已於一九四一年八月病逝,就只剩下陳君葆一人孤身擔承這罪責了。當時平川認為事態嚴重,懷疑還有許多中國古物利用這途徑運走,於是把陳君葆和圖書館工作人員劉國蓁、劉弼扣留起來,作長時間的盤問。陳先生日後回憶此事時說,他已作了最壞打算,尚幸當時日本人眼見館中藏書極多,且尚懂尊重文化人,就放過了陳君葆,但仍要他與各館員負責管理由總督部文教課接管了的港大圖書館。不久,他就親眼看到那一百一十一箱善本古籍,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運離香港大學,運到何處,他無法知悉,依據常理推想,必然運回日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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