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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亞本人曾經說過一個隱喻：小說家就像一個站在湖畔的釣魚人，把自己理智的魚杆放進意識的池水。當她的想象力沉溺於水的深處時，有時她會察覺到迅猛的拉力，釣魚線會從她的手指間飛快滑出去。此刻，理智必須把因憤怒和失望而劇跳著的想象拖曳到水面上來，因為它已經走得太遠了……這真是一個深刻而精確的關於小說家創造活動的隱喻：最奔放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須在一定的理性的正規化之內釋放。令人扼腕的是，弗吉尼亞本人的想象力卻因為對過去和自我的迷戀，最後沒有被拽到水面上來了，不但沉溺於水的深處，而且透過魚杆把釣魚者也拉下了深水。

弗吉尼亞說過，“假如生命有個根基，那麼它就是記憶。”她作為一個作家的生命是以兩種持久的記憶為根基的：一是童年的海浪，二是早逝的親人。這兩種記憶支撐著她脆弱的肉體、敏感的靈魂，賜予她創造的力量、藝術的源泉，最後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滅之境。

弗吉尼亞的記憶有著隱秘的兩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溫熱；一面是創造，一面是毀滅；一面鋪灑著天堂之光，一面燃燒著地獄之火。弗吉尼亞在這兩面之間徘徊、掙扎，時而創造出偉大的小說藝術，時而陷於精神崩潰的慘境，直至踏上毀滅之路。

對喬伊斯和勞倫斯來說，所謂藝術家，是一個人擺脫了家庭紐帶和世俗抱負之後的餘留物。弗吉尼亞則不同，她要讓過早逝世的親人——母親、姐姐、父親、哥哥——在紙上覆活直至不朽。

母親朱莉亞，有著實際可行的智慧和敏銳細膩的同情心，於1895年弗吉尼亞十三歲時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繼任了母親和保護人的角色，可是兩年後便追隨母親而去；父親，“一個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兒的文學啟蒙者，死於1904年；然後是她的哥哥索比，“學校裡相貌最出眾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時前途尚未顯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亞的青少年時代，並在以後的歲月裡反覆糾纏著她的想象。他們代表往昔，代表那個時代，那個業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讓他們說話，讓他們成為活著的人和活著的傳統。她牢牢地抓住過去，抓住越來越清晰地講話的鬼魂。死者的聲音既是小說的優等材料，也是使小說家走向瘋狂的催化劑。她活在記憶裡，像一個離開了母體而沒有割斷臍帶的漂亮嬰兒，繼續吸取著母體的養料。她把個人化的記憶抽象成非個人化的藝術，把往昔凝結為《出航》《達洛衛夫人》《到燈塔去》《海浪》這樣偉大的小說。然而這樣做，是註定要付出代價的。不割斷連線往昔的臍帶，精神便無法開始嶄新的呼吸。不像新生的嬰兒那樣大哭，新鮮的空氣便無法脹滿精神的肺葉。她始終壓抑著，獨自揹負著記憶和創造的重負。

弗吉尼亞努力克服對死者的迷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後來她就越顯得無力。母親的幽靈重訪她的想象，穿著破舊外氅，注目凝視著，挺直身體滑行而過。母親的幽靈控制了弗吉尼亞的心靈。她先是歡迎幽靈的探訪，隨後驅除它們。然而並非總能驅除成功。

“沒有任何東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弗吉尼亞鄭重其事地寫道。那時，她的母親已經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處處存在——她已經脫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親以這種方式繼續纏繞著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