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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五品前列，則可知司徒左長史不低於五品；又前引王濛以司徒左長史求為東陽，晉制，郡國守相皆五品，東陽又非大郡，似亦可證明司徒左長史為五品官。依上文推測原理，劉惔為司徒左長史亦當在成康二帝時。成帝朝曾任司徒的只有王導和琅邪王司馬嶽二人，康帝時未任命司徒。按司徒府與他府不同，雖無司徒亦置長史及屬僚，蓋因其事務繁多，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劉惔究竟為何人長史並不重要，但其在成康二朝間任此職則確定無疑。

在任司徒左長史之後，劉惔任過侍中、丹陽尹，按照《晉書》卷七三《庾翼傳》記載，尚曾任徵虜將軍、義成太守、監沔中軍事。作者認為劉惔應是先任侍中，然後以徵虜將軍出鎮沔中，而非由司徒左長史直接出鎮，原因在於東晉文武換職時儘量力求官品一致，如要鼓勵文官任武職，軍號相對原官或許會有所提升，但幅度有限。《晉書》卷七九《謝尚傳》雲：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

按《宋書·百官志》黃門侍郎第五品，建武將軍為“五武”之一，第四品，這大概是由於謝尚“輟黃散以授軍旅”、行為值得鼓勵的緣故，但也不過提升一級而已。劉惔出鎮沔中，所帶徵虜將軍軍號在第三品，與侍中同階，而司徒左長史據前推測應在第五品，一個五品官員驟以三品將軍出居要地，未免資望太輕。然而，如果劉惔之前經歷過侍中一職的話，這一遷升順序就可以獲得解釋，因為侍中為清要之任，常在帝側，位望甚重；又司徒左長史遷侍中的記載雖未檢得，但郗超自司徒左長史遷散騎常侍卻見於本傳，而晉朝散騎常侍位望甚重，位次侍中而已，不似南朝之輕，則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亦無不可。自此再以侍中加重號出鎮沔中，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作者主張劉惔的升遷路線是中書郎——司徒左長史——侍中——徵虜將軍、義成太守、監沔中軍事——丹陽尹。

不過，劉惔的歷官也有問題，劉惔尚主後以駙馬都尉奉朝請，見《晉書·職官志》，之後歷官記載就直接從見於《初學記》所引《晉中興書》的中書郎開始，可是駙馬都尉雖然官第六品，但與中書郎這一要職之間輕重懸異，而中書郎關掌機要，並非僅憑某個權臣的意願就可以超越用之，雖然劉惔聲名極隆，也沒有自駙馬都尉奉朝請直升中書郎的道理。於是在劉惔的歷官次序中出現了一個斷層。然而，如果把劉惔與劉恢的歷官結合起來看，就完全可以解釋了。劉恢曾任車騎司馬，這個位置正好與駙馬都尉同是第六品，而且車騎司馬為重號將軍軍府僚屬，以此而言則不為輕；東海王衝為帝叔，位尊而無實權，以此而言亦不為重，正處季孟之間，劉惔自駙馬都尉遷升車騎司馬，其位稍重，於理可通。以年齡計之，劉任車騎司馬應在其二十餘歲時，也可證明此點。其解車騎司馬後出都為庾翼僚屬，深得庾翼好評，而不久還為中書郎，又是自六品晉至五品，似乎可以認為是受到庾翼賞識的結果。之後劉歷遷司徒左長史、侍中、徵虜將軍義成太守監沔中軍事、丹陽尹，終於丹陽尹任上，而丹陽尹正是三品官，與所贈前將軍品級嚴密契合。這才是作者認為劉惔與劉恢為同一人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劉恢與王濛、袁喬、桓溫等人相友善，袁喬姑且不論，王、桓也都是劉惔的好友。按理說，劉恢與劉惔同為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