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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句號。同一年，我媽媽走後門把我塞進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念英文，當然是為了我的前程考慮才這麼做，可是我那時候九歲，不太理解這一切，只是覺得我的好日子沒了。

1970年外附招生是要查三代的，必須是紅到根上的工農兵子弟，我純屬於混進去的。我和別人的不一樣把我自己也嚇一跳，那時候我連公共廁所都沒有太用過，在史家衚衕小學的時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髒，憋半天，回家再撒。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我根本不會用蹲坑廁所，只會用抽水馬桶。這真是很晦氣的事情，每次撒尿都會走偏，撒到褲腿上，被同學們笑死，真沒見過九歲還不會撒尿的小孩。

我小時候幾個摩登女郎精心培養的服飾美容意識大概在半年內就被徹底革命化了。在我學會用蹲坑後的不久就開始改變我所有的服裝。要穿軍裝，要白襯衫藍褲子，要穿解放鞋和軍鞋，裙子、皮鞋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一律扔掉。1973年，我的無產階級時尚意識剛剛穩定，我媽媽再一次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紐約。就這樣，在短短十二年裡，我的“時尚觀念”從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又到了70年代紐約嬉皮。

從此以後我徹底亂了，也就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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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偉說洪晃的家庭（上）

因為創辦《華夏記憶》，我進入了洪晃的家庭環境。當時創辦《華夏記憶》的想法是要挖掘記憶的財富——中國歷史的各種各樣個人記憶其實都是一種財富，但好像大家都越來越不珍惜記憶而只看重實際。為表達這種思想，我要了點點紅色回憶錄中1966年回憶她父親羅瑞卿的首發權，約張承志寫了《飢餓的記憶像一根金屬線》、莫言寫了《毛主席逝世那一天》、餘華寫了《醫院裡的童年》、李歐梵寫了《美國六十年代》。而洪晃幫我拉她媽媽寫了《史家衚衕51號》，她自己則寫了《紐約空降紅小兵》。

洪晃家——史家衚衕51號是個特別漂亮的四合院，從前院走進中院，敞亮，而其氣派實在是這院子因為住過不平凡的生命而留下的那種不平凡的生氣。我沒有看到過洪晃姥爺在這個院子裡的照片，但我能想見這所房子裡曾經擁有過的藏書，洪晃媽媽說，那些書老爺子去世後都捐給國家了。我看到過現在這房裡放著的喬冠華在葡萄架下與洪晃媽媽開懷大笑的照片，據推測，那應該是“喬老爺”春風得意的年代。那時候他們都那麼年輕，他們的笑又帶來那樣的一種美麗，美麗得讓你的腳步走在這院子裡都生怕驚動了什麼。

一個太古老又承載過太多內容的院子，似乎到了晚上，這院子的歷史才會更清晰地呈現出來。有客人時候，正房門口的兩個大紅燈籠被點亮，月光和風在樹葉上滑過的聲音給這院子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洪晃媽媽的家宴這時候設在東偏房，家宴上總有她拿手的“賽螃蟹”與“八寶鴨”。那是一種令人感動的精緻，這精緻與這院子在一起，構成了一種這家庭無論遭遇什麼周折都值得驕傲的東西——有許多東西被改變了，有許多東西不能改變，歷史不過是它周圍盤旋的浪花而已。

洪晃小名叫“妞妞”、“妞子”，因為從小跟著姥姥、姥爺長大，她的童年完全是大紅門裡被八十多歲的老人章士釗慣壞了的“小公主”、“小霸王”。這個大紅門內的童年曾經完全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姥姥從來不許她吃外邊的東西，所以她說她二十多歲才吃到北京的滷煮火燒。跟著姥爺出門吃飯，她與姥爺一起坐當時象徵特權的老式伏爾加，而上幼兒園是姥姥每天推著小銅車接送。上小學時候姥姥不讓在外邊上廁所，說是外邊的廁所髒，撒尿都要憋著回家，所以寄宿前她根本不知道蹲坑是什麼樣。大院外有小雜院，小雜院的孩子都哄著她玩。而姥爺章士釗每天就是陪她下棋、打撲克哄她贏。這是一個沉浸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