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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君士坦丁九世無能統治的末年，兩大教會之間發生了大分裂，這個事件具有世界範圍的重大意義。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兩大教會間的最終決裂只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東西方早已分道揚鑣，各自沿著完全不同的路線發展，兩大世界中心之間深刻的隔閡和它們思想上日益增加的對立，使它們完全不可能保持相同的文化與宗教生活制度。幾個世紀以來，基督教世界被政治和文化鬥爭撕裂，所有事情似乎都與保持統一普世教會的意願背道而馳。與人們通常的看法不同，並不是拜佔廷人那種國家對教會的至尊權導致分裂，恰恰相反，在拜佔廷帝國對帝國君主統一的支援要比對教會統一的支援更為強大。拜佔廷的皇帝們，例如瓦西里一世及其繼承者們就支援羅馬教會的普世大一統的觀念，而不支援希臘教會的觀念，因為他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希望保持拜佔廷國家的大一統，並要求他們在義大利的權力。實際情況是，西方各獨立國家的興起，推翻了拜佔廷人一統國家的理想，而斯拉夫世界皈依君士坦丁堡教會，挖空了羅馬教會那種一統教會在東方的思想基礎。南斯拉夫已經歸屬了東正教教會，而後，羅斯人也承認了君士坦丁堡教會大教長的地位。不久以後，拜佔廷帝國內反羅馬情緒明顯高漲，這確實不是偶然出現的。拜佔廷教會在強大的斯拉夫人內陸地區的支援下的確不需要承認羅馬的最高地位。到了瓦西里二世時期，與羅馬保持友好關係，這一馬其頓王朝傳統政策就不再被繼續堅持，因為在大教長塞爾吉烏斯（999～1019年在位）時，教皇的名字就從聯署檔案上消失了。[47]一項試圖和平分割教會權力的妥協方案被提出，並於1024年得到軟弱的教皇的同意。該方案提出君士坦丁堡教會被認為是&ldo;其管轄範圍的一統&rdo;教會。[48]然而，這個即將達成協議的努力卻被西方出現的前格里高利派改革運動的新精神一掃而光。歷史發展已經預示出的那種兩大教會勢力範圍的劃界事實上並沒有形成，而只是導致了斷然分裂的結果。

圖41　飾有三王朝聖場面的銀制水壺，製作於6世紀晚期或7世紀早期的巴勒斯坦，現存曼扎教堂 這一事件的最終發展是由多種因素奇妙的結合造成的，一個倔強而強硬的教皇、一個同樣強悍的大教長都急於維護各自的尊嚴，還有一個無法控制事態變化的軟弱皇帝。導致分裂的局勢出現在11世紀中期。當時的教皇是利奧九世，他是前格里高利派改革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時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職務的是拜佔廷歷史上意志最頑強、野心最大的高階教士米哈伊爾&iddot;塞魯拉利烏斯（i插el cerulari），皇帝權力則由無能的君士坦丁九世&iddot;莫諾馬庫斯執掌。米哈伊爾&iddot;塞魯拉利烏斯一生坎坷，命運多舛。他曾因煽動拜佔廷貴族發起反對帕弗拉格尼亞人米哈伊爾四世的政變而被流放多年。帕弗拉格尼亞家族倒臺後，他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但是他已經在流放期間成為修道士，把自己一生的仕途轉向教會事務。1043年，他成為大教長，其咄咄逼人、喜好爭論的性格由此找到了一個新的發洩途徑。他和其羅馬的對手一樣十分重視自己職位的尊嚴，這種意識之強烈已到了不近情理、沒有分寸的地步，絲毫不計任何後果。教皇得到了樞機主教宏伯特的支援，他是毫不妥協堅持敵視拜佔廷人思想派別的領袖。米哈伊爾&iddot;塞魯拉利烏斯和宏伯特的個性不可避免、必然要導致衝突，因為雙方同樣不計後果且無任何約束，而且都為了實現各自的目標而全力鬥爭。他們都毫不猶豫地撕掉了遮蓋著雙方長期存在的分歧的面紗，迫使世界作出選擇：是支援這一方，還是支援那一方。不斷升溫的爭執並不符合皇帝的意願，特別是它完全忽視了政治形勢最緊迫的需要。爭執首先在兩大教會中心都聲稱自己擁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