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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婆甄妃，曹植及其下屬，等等，而且手段都極其毒辣，是要“拿命來”的。這些巨大差異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視的。所以真正的薄葬應是從曹丕開始，其薄葬的心理動力在於其自認法統地位嚴重不足，什麼叫法統，用普通百姓的話說就是正當不正當的問題，正根不正根的問題。

論者或許責難說，你這不是重拾我們已經拋棄的封建正統觀念之餘唾以自炫嗎？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為什麼不說是曹操墓（3）

答曰：不然。正統觀念早就根之於我們民族的文化和血脈之中，既無法拋棄，也無法漠視。長期以來，我們往往以歷史文化表面的榮光大吹特捧，但對具體內容卻大都（或全）否定（比如儒家、正統）……如此緣木，何以求魚？以曹氏父子而論，當時社會和曹氏家族都認為其法統地位不足，曹氏因而在政治上就不得不用嚴刑峻法和特務統治來彌補，曹操丞相府的高官何夔為了避免受曹操的侮辱，上班時竟然“常畜毒藥，誓死無辱”，這種曠古罕聞的事例就可見雙方的隔膜與正統與否則重要了。雖則曹操父子三人和建安文學的成就成為包裝這一黑暗政體兇殘的外衣，曹丕“禪代”前後，“妖言輒殺而賞告者”可謂創中國歷史最恐怖之最，特務“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就當時的地域和社會情況看，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字，但歷史真相畢竟無法被永遠遮蓋。孫策兄弟法統地位不足也是其致命缺陷，當他們向漢的法統挑戰時，連他們的鄉里鄉親都不支援，更未遑南方廣大的編戶齊民。孫策“屠戮英豪”也無濟於事，最後形成了大族共治（實為分贓）的體制。落後地區、淺化民族對於儒家原則和傳統的堅持超過了其發源地，這是他們被漢化後的一種特殊現象。

西高穴大墓中“魏武王”三個字是正方確認墓主人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證據，筆者並不懷疑石牌的真實性，但正因為這個東西和“常所用”連在一起，曹操是西高穴2號大墓的主人的可能性才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筆者認為這三個字所指的人就是曹操，可以排除許多網友猜測的其它諸多既與魏又與武有關聯的人。但可以確認的只是該墓與曹操相關，在這一點上，趙超先生在公眾考古論壇上也是如是說的，曹操為該墓主人只是可能之一，離確認還有很遠的距離。“魏武王”三個字，聯絡當時的禮制、稱謂、語境諸方面考究都是十分奇怪的。考慮到與這三個字相關的其它因素是首次出現或極少出現，因而自當審慎對待，例如以這種方式標署的石材質銘牌是中國考古學第一次發現，它的性質是什麼？標署“魏武王”的時間，正方認為天經地義是在下葬之時，或者認為其極限值只能擴大到曹丕稱帝之前。反方則認為疑點重重。種種的爭論已見前文，此處不再多說。

問題在“魏武王”和“常所用”連在一起就大有問題，筆者喜歡亂翻群書，也是首次見到此類方式。據考古學界兩個大腕朋友說確實是首次發現。既然如此，在解釋上自然要慎之又慎。說這些物品與曹操相關應該沒有問題，但將此等同於墓主人就欠妥。首先，以諡號入墓葬，據專家先前在網上所言目前這是第一次發現，後有朋友告知說印象中網上又有人說北朝後期有一例，筆者認為後的也太遠了，沒啥證據力。《後漢書？禮儀志》明確神主“不書諡”，這是與祭祀禮儀相關的制度，這表明在墓葬中也應該如此遵照執行，用諡號的可能並不大。其次，將亡者生前所用東西、所喜歡的東西入葬，從原始社會到現在都很常見，誠可謂自古而然，由來已久，沒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問題在於，古人相信死後有靈魂存在，無論死的人還是辦喪事的子輩，對於其生前或父輩所常用的東西都是熟知的，是不言而喻的，用不著特意標署，這也是迄今尚未發現標署墓主人常用東西的原因，不管是以那種形式的材質都沒有，而現在以刻銘石牌的形式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