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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貝爾，報社裡又一個青年編輯兼記者，他頗具才華，也有上進心與正義感，但他老一副&ldo;困惑的面孔&rdo;，對自己想做的一切都沒有把握，顧慮重重，猶疑不決，需要別人幫他作出決斷，在複雜的現實中，他終於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納迪娜，迪布勒伊與安娜的女兒，她曾經有過純真的少女時代，但戰爭在她心靈上造成的創傷使她變成了一個毫無生活目標的人。她像一隻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面上漂蕩，從這個學科轉到另一種職業，從這一個男人的床上轉到另一個男人的床上；更令人憂慮的是她那看起來似乎已經無藥可救的精神危機：她玩世不恭，對任何有價值的事物都採取嘲諷的態度，對任何有意義的事物都拒不承認。

這是戰後法國困頓迷茫的一代，他們幾乎都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中無所適從，只不過有的人自覺意識到了這一點，有的人還沒有完全自覺意識到這一點而已。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基本的事實是：在戰後這個時期裡，&ldo;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點什麼為好&rdo;，即使有人知道應該去幹什麼，但不是在幹毫無意義的事，就是自己看不出所幹的事有什麼意義。而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困頓的時代與世界裡，自己的境況與前景將會怎樣，個人的命運將怎樣，誰也不能預料。這一批在抗德時期曾風流一時的知識精英的迷茫感與迷茫狀態是如此深重，以致全書是以&ldo;誰知道呢&rdo;、&ldo;誰知道呢&rdo;這兩個迷茫色彩十足的疑問句作為結束。

他們的迷茫困頓，與其說來自戰後法國的衰頹與蕭條，不如說來自現實世界的複雜。這種複雜性既存在於國際形勢中，也存在於國內狀態裡。在國際形勢方面，當他們在1944年歡慶即將完全實現的勝利時，曾熱情洋溢地歡呼過&ldo;美利堅萬歲&rdo;，也真誠地舉杯&ldo;為蘇聯的健康乾杯&rdo;，而今他們卻親眼看見了美國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在歐洲支援那些殘存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使那些地方的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得解放；親眼看見了美國如何成為歐洲的統治者，美國的勢力如何咄咄逼人地伸入法國的現實社會、甚至幹預他們自己的事業領域，利用他們的困難，對他們苦心經營的報紙進行要挾。另一方面，被他們視為人類希望的蘇聯，卻又被揭露出存在著集中營與勞役制度，這也是他們作為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如何看待世界的這兩大現實的真相，已經構成了他們認知能力上的巨大負擔，而這兩大力量的摩擦、對抗與鬥爭及其對法國現實生活的直接影響，對他們來說更是巨大的尖銳的挑戰。在國內狀況方面，同樣也存在著兩大勢力，戴高樂派與法共的對立、《費加羅報》與《人道報》的對立，這種對立不時提出尖銳的問題，要求人們作出明確的回答，而這些問題又無一不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很難作出絕對的截然的答案。與此同時，他們深感過去在反抗德國佔領的時期，人群中的敵與友、善與惡都是一清二楚、一目瞭然的，但在戰後的年代，這種簡單的截然的劃分已經不適用了。現實生活中的人有了複雜的分化與變化，很多人似乎是處於一種臨界的、模稜兩可的狀態。塞澤納克這個抗戰時期英武的青年戰友因為吸毒而淪落成為了密探，他是否還曾有光榮的過去？是否本來就是一個惡棍？薩瑪澤爾原是一個赫赫有名的遊擊英雄，而今身上發散出政客的氣息，成為了左派的對手；特拉利奧是個實力雄厚的大資產者，但卻資助並參與了左派《希望報》的事業而又一直試圖改變它的方向；著名的作家斯克利亞西納是他們熟稔的朋友，但他親美反蘇的言行又不時與他們發生衝突；拉舒姆與拉福利都是法共在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他們有時像朋友有時又像仇敵；即使是朱利安與勒諾瓦這兩個早年從超現實主義到超人運動一直志同道合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