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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點點頭。

「我是來找藍調樂手瞎子布萊克的。」我說。

「瞎子布萊克是何方神聖?」他說。

我看得出來他正在評估自己的棋步，就像一臺會下西洋棋的計算機一樣。他心裡正想著，這個瞎子布萊克到底是我的朋友、敵人、共犯、共謀、恩師、債主、跟我借錢的人，還是我下一個要幹掉的人?

「瞎子布萊克是個吉他手，」我說，「六十年前就死了，或許是被害死的。我哥買了一張唱片，唱片說明裡面提到案子發生在馬格瑞夫鎮，他在寫給我的信裡跟我說這件事，而且說他有時在春天會因為洽公而經過這裡。我想我應該來這裡一趟，把案子查個水落石出。」

芬雷看起來面無表情，他一定不相信這套說詞，如果我是他的話，也不會相信。

「你來這裡找一個吉他手?」他說，「一個六十年前就死掉的吉他手?為什麼?你也玩吉他嗎?」

「不。」我說。

「你哥要怎麼寄信給你?」他問我，「如果你確實居無定所的話。」

「他寄到我以前的部隊。」我說，「部隊再把信轉寄到我存放遣散費的銀行。每當我拍電報要求提款時，他們就把信寄給我。」

他搖搖頭，寫下我的話。

「午夜時分從坦帕市出發的灰狗巴士，是嗎?」他說。

我點點頭。

「你還留著票根嗎?」他問我。

「我猜在我的個人財物袋裡。」我說，「我記得貝克把我口袋的雜物都裝袋了，史帝文生在上面貼了標籤。」

「司機會記得這件事嗎?」芬雷說。

「或許吧。」我說，「巴士本來沒有停，是我要他停車的。」

我好像變成一個旁觀者似的，以超然的方式思考我的處境，這樣一來我跟芬雷的角色已經沒有兩樣。我好像在跟他商討有關別人的案件，就像兩個同事一樣，一起討論棘手的問題。

「你為什麼沒有工作?」芬雷問我。

我聳聳肩，試著向他解釋。

「因為我不想工作。」我說，「我已經工作十三年了，到頭來還是一場空。我覺得以前我總是照著別人的規矩辦事，真想叫他們都下地獄去。現在我要照自己的規矩來。」

芬雷坐著瞪我。

「你在軍中有沒有捅樓子?」他說。

「如果有的話，也不會比你在波士頓捅的樓子還大。」

他很訝異。

「你在波士頓工作了二十年，」我說，「芬雷，這可是你自己說的。既然如此你何必躲到這個鳥不拉屎的鬼地方?你應該帶著退休金到處釣魚啊!看是要去鱈魚角還是哪裡。你到底出了什麼事?」

「李奇先生，你不要管我的閒事。」他說，「回答我的問題。」

我聳聳肩。

「這你得問軍方。」我說。

「我會的。」他說，「這你別擔心。你有領到榮譽退伍令嗎?」

「如果沒有的話，你想他們會發遣散費給我嗎?」我說。

「憑什麼要我相信他們有發錢給你?」他說，「你的生活就像個遊民似的，怎麼看也不像光榮退伍。到底有沒有?」

「有。」我說，「當然有。」

他又繼續寫筆錄，然後想了一會兒。

「你有一種遭到部隊背棄的感覺嗎?」他問我。

我想了一下對他聳聳肩。

「不要讓我產生錯覺。」我說，「既然我已經離開部隊了，就不要讓我覺得自己好像還待在部隊裡。」

「你覺得很痛苦嗎?」他說，「還是很失望?」

「沒有。」我說，「難道我應該有這種感覺?」

「一點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