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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造紙工業、紡織工業、製糖業、採礦業、電力工業、機器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業。土耳其的國家主義政策，強調民族經濟和工業優先的基本原則，旨在實現私人工業企業與國有工業企業的同步發展，而國有銀行構成國家參與經濟建設和保證政府投資的重要手段，1932年創辦的農業銀行（agricultural bank）、1933年創辦的蘇美爾銀行（surian bank）和1935年創辦的西臺銀行（hittite bank）則是國家主義在金融領域的集中體現。蘇美爾銀行、西臺銀行和農業銀行作為國有銀行，不僅收購外國資本控制的鐵路、礦山、企業和公共設施，支援國有經濟，而且積極參與非國有領域的經濟活動。至20世紀30年代末，蘇美爾銀行控制冶鐵業的100、煉鋼業的80和水泥業的55，西臺銀行控制煤炭開採的100和銅礦開採的100，農業銀行按照政府核算的成本，統一收購和銷售農產品，進而控制農業領域。

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絡，國民經濟的民族化則是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政府實施國家主義經濟戰略的重要內容。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初，外國資本在土耳其的經濟生活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金融、鐵路和礦山開採處於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奧斯曼銀行提供了土耳其生產信貸的大約1/2，甚至享有發行紙幣的權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銀行，負責制定貨幣政策，調節貨幣供應，同時收回紙幣的發行權，收購外國企業和外國資本經營的鐵路和港口，國民經濟的民族化程度明顯提高。

三、工業的緩慢進步

19世紀蘇丹政府實施的所謂發展工業的一系列舉措，並未從根本上觸及奧斯曼帝國的基本經濟結構。直至1910年，農業依然構成安納託利亞最重要的經濟部門，農作物播種面積550萬公頃，其中90的耕地播種穀物，農作物年產值2 000萬土鎊。奧斯曼帝國滅亡前夕的1913年，製造業、採礦業、建築業和運輸業產值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7，而農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56。由於缺乏關稅的保護，西方工業品傾銷於奧斯曼帝國的市場，傳統手工業瀕臨崩潰。1913年，奧斯曼帝國80的棉花出口國際市場，而80的棉紗、90的棉紡織品和60的毛紡織品依靠從國外市場進口。安納託利亞西部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堡、布林薩、伊茲密爾、烏薩克、馬尼薩和班迪爾馬，1913‐1915年只有264家工業企業，其中554的企業從事紡織品生產和食品加工，工業年產值630萬土鎊；在全部264家企業中，214家屬於私人企業，22家屬於國有企業，28家屬於國家與私人合作經營的企業；264家企業僱用的工人，1913年為16 309人，1915年為13 485人。另據1921年的統計，奧斯曼帝國境內（不包括處於外國佔領下的主要工業城市伊斯坦堡、伊茲密爾、阿達納和布林薩）共有各類企業33萬家，僱用勞動力76萬人，平均每家企業僱用勞動力23人。工業企業規模之小，由此可見。直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農業產值佔國民總產值的40‐50，工業產值佔國民總產值的17‐18。不僅如此，在奧斯曼帝國末期，現代意義上的經濟部門，包括鐵路運輸、礦山開採和金融機構，大都處於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工業領域佔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希臘人控制工業資本的50和工業勞動力的60，亞美尼亞人控制工業資本的20和工業勞動力的15。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安納託利亞西部的工商業大都處於希臘人的控制之下。相比於信奉基督教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僅控制工業資本的15和工業勞動力的15。土耳其共和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