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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則這種爭辯，只有區域性的意義，若從長時期遠距離著眼，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初年的發展，揭開了今後一段長時間的競爭。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以和一種由畜牧業所產生的政權，配合以新興的農業基礎，以今日的東北及熱河為根據地與南朝爭奪華北的地盤。趙宋的南朝則自信以南方的經濟和資源能戰勝對方，這種態度以趙匡胤所稱&ldo;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rdo;表現無遺。這長期間爭奪戰，不僅影響各朝代的程序，也與以後元明清各朝的登場有密切的關係，即是日本人之製造&ldo;滿洲國&rdo;，仍是企圖在幾千百年之歷史的舊題材中覓得一個新的藉口，作他們向大陸發展的工具。

同是這幾千百年歷史的運轉，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數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數民族所融化。在雙方全面動員之餘，中國的&ldo;第二帝國&rdo;在隋唐宋以來所展開的競爭性和外向的性格沒有長到出路，而被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ldo;第三帝國&rdo;明清的內向和非競爭性。此是後話。

刻下還待檢討的，則是何以十一世紀初年契丹與北宋會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只有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淵之盟可能。

在敘述宋太祖趙匡胤的經歷時，我已經提及他雖希望收復北方的疆土，卻終其身以先統一南方為前提。對北方的規劃，始於太宗趙光義。他於公元979年徵北漢（山西太原迄北），這也是&ldo;五代十國&rdo;之最後一國。作戰時契丹之遼曾派兵助北漢。所以北漢一平，宋主就移師攻契丹，一直進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門外。雙方大戰之後宋軍崩潰。《宋史》稱&ldo;敗績&rdo;，《遼史》則稱&ldo;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rdo;。次年宋軍捲土重來，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戰敗。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986年，除在正面進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規模發動側面的攻勢，也終沒有成功。

這三次戰役都有共同的特點：宋軍總是先勝後敗。在外圍和側翼作戰時，契丹雖敗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鎮靜姿態。一支宋軍主力移師深入，遼軍才給他們迎頭痛擊，戰事非常慘劇，雙方高階將領陣亡重傷被俘之事經常有之。多次宋軍戰敗由於食糧與飲水不繼，有時補給線也被遼軍截斷。既獲全勝之後，契丹卻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攻。在恢復失地之後只以少數部隊騷擾敵方。

若干非官方的歷史資料指出三次失敗之後宋太宗趙光義即決定不再攻契丹，而趨向和談。加之他在公元997年逝世，據說乃是以前作戰所負箭創發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記載也稱女真一度上書請徵契丹，北宋朝廷不許，是為以後女真附遼的根據。而且西夏也與遼聯婚，對南朝叛順不定，終至成為趙宋之勁敵。

後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後為遼人稱為遼太祖）稱帝時（事在公元907年也即是朱溫代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並且在920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並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後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於趙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後又將太祖所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的百官志所說&ldo;北衙不理民&rdo;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而&ldo;南衙不主兵&rdo;，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ldo;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rdo;。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ldo;帳族&rdo;編為&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