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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浪漫主義有何相干？

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臺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於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於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謹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並曾以特使的身分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妹妹嫁與劉備，後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60年事者，為《三國志》。陳壽之原稿，分為《魏書》，《蜀書》和《吳書》。因為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須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註，採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了提出不少糾正及置疑之處。因為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裡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於選材不致全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們而言，反而可以藉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國歷史運轉之奧妙。

《三國志》裡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產，那是因為他志在天下，用不著瞻前顧後的去憂慮衣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羈，可以在&ldo;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餚膳皆沾汙巾幘&rdo;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ldo;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rdo;相印證。

&ldo;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rdo;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ldo;建立名譽&rdo;，不願作&ldo;凡愚&rdo;。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後，事實逼他東徵西伐，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儲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ldo;慕虛名而處實禍&rdo;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ldo;魏武三詔令&rdo;。此令是曹操於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徵求的不在&ldo;實行&rdo;和&ldo;守信&rdo;之士，即使&ldo;不仁不孝&rdo;，只要有&ldo;治國用兵之術&rdo;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詔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曹操能夠出類拔萃，是由於他的不拘小節，眼光遠大。然則他雖看清傳統道德不能拯救當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棄傳統道德亦不見得能拯救當日毛病。至於他是否真說過&ldo;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rdo;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我們相信他曾如此說，他的兒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如晉代魏也仍不能解決當日問題。即以王睿的大刀闊斧造樓船在上面馳馬，仍未解決魏晉南北朝的問題。司馬炎剛一統中國，十年之後即有賈后之亂與八王之亂，因此引起&ldo;五胡亂華&rdo;。公元311年洛陽淪陷，317年長安又失守，東晉偏安江左，嬗替而為南北朝之寧齊梁陳。北方之&ldo;酋領&rdo;如劉曜，石勒，苻堅不能解決問題，南方的軍事領袖如桓溫，劉裕與蕭道成也仍不能解決問題。現在看來，東漢覆亡之後的369年醞釀著一個大問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測，即作史者如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