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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潯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於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別。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還京師；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制誥。長慶元年（八二一），轉中書舍人。《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八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於境上，數日而別。

他在杭州秩滿後，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八二五—八二六），復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八二七），徵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舊唐書）說：

居易初……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太和以後，李宗閔、李德裕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太和五年（八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八三三），復授太子賓客分司（洛陽為東都，故各官署皆有東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與京師相同，但沒有事做）。他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蠻子能歌舞，有琴有書，有太湖之石，有華亭之鶴。他自己說：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楊貞一所贈），舉陳酒（陳孝仙所授法子釀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贈），彈姜《秋思》（姜發傳授的；《舊唐書》脫「姜」字，今據《長慶集》補）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自序）

開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他自己說他能「棲心釋梵，浪跡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他死在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舊唐書》作死於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隱撰的《墓誌》）。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學改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洩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參看《舊唐書》本傳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敘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書》卷三十）。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最重要的宣言。我們先引白居易書中論詩的重要道：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呆，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