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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這樣。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後，荊州大飢，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鹹蒙濟賴。”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於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採取的措施。因此他“務勤稼穡，雖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裡中，路不拾遺”。這種說法顯然有誇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縝密細緻。他曾主持造船，命將木屑和竹頭全部收集起來。眾人不知為什麼。後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餘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幾十年後，桓溫為荊州刺史。桓溫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

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禦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後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鹹康五年（339）後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於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於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漢人，曾任京兆尹）。他精於吏職，善察訪，發奸敗��縞瘛Ｔ謖夥矯嫣召┮膊⒉謊飛�Ｌ召┰�鈧罹��擦�！岸嘉鞠氖┑涼倭�燦詡好擰Ｙ┖蠹��こ滴試唬骸�聳俏洳�髏徘傲��我虻晾創酥鄭俊�┗灘佬蛔鎩！�

陶侃的才幹頗為當時人所稱道。一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將陶侃比之曹*、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於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

四、鞠躬盡瘁

太寧三年（325）明帝病死，五歲的成帝即位。

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庾亮對據上游、握強兵的陶侃頗為顧忌，一方面加強建康石頭城的防衛，另一方面派溫嶠出任江州刺史。在東晉荊、揚的矛盾中，處於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調節上、下游關係的樞紐。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與朝廷關係密切，又要對荊州有所防備。

明帝以陶侃為荊州，同時任應詹刺江州。應詹曾與明帝謀討王敦，又與陶侃同為劉弘部下。

應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與陶侃書，望陶侃能“竭節本朝，報恩幼主”。可見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與溫嶠，本是“深交”。其使溫嶠鎮江州，用意與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歷陽太守蘇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醞釀中的荊、揚矛盾出現變化。蘇峻攻進建康，挾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