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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史官一向就有&ldo;為尊者諱&rdo;的&ldo;傳統&rdo;，越是離歷史年代近的作者，由於涉及到統治者的限制，常常會使用曲筆來迴避或改寫統治者不光彩的歷史。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某個事件是出於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之手，可信度反而會更高；換句話說，別國史官筆下的內政之事，雖有道聽途說之嫌，卻也頗有史料價值。

唐代史家李延壽的《北史》、《南史》是收集了其他各南北朝史料而編撰成的兩本史書，其初衷不過是要改正南北各朝史書失實之處。由於出自一人之手，中間的矛盾之處自然會比較少。可惜李延壽考異的過程，卻沒有記錄下來，這是一大遺憾，我們無法知道李氏是如何處理相互矛盾的史料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則有專門的&ldo;考異&rdo;，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宋代史學家們是怎麼考究和分析相異的歷史資料的，然而宋代畢竟離南北朝結束已有三百多年歷史，很多重要的史料，已經開始缺失；《通鑑》敘述南北朝歷史的確有條不紊、行文精彩，但其可信度依然大打折扣。

回到早期的三部正史中。《宋書》和《南齊書》有專門寫北朝歷史或者說北魏歷史的篇章，即《索虜傳》（《宋書》）和《魏虜傳》（《南齊書》），主要敘述北魏各帝的情況以及南北兩朝之間的交往與戰爭；同樣，《魏書》中也有專門寫南朝歷史的篇章，即《島夷傳》，涵蓋的時間從南朝宋起，到南朝梁簡文帝止。

《魏書》的本紀部分敘述很詳盡，一直從拓跋氏的遠祖講起，但大多不可考，僅僅是些符號而已。在道武帝拓跋珪之前的國君，名字大多是兩三個字，甚至更長，從拓跋珪以下，國君基本都是單字，極個別的雙字，比如孝莊帝元子攸。我的觀點是，拓跋珪以前各國君的名字，取的是鮮卑語的漢語音譯，而拓跋珪以後的各國君名字，則多半是後來起的漢語名，故而以單字為多。這些國君的鮮卑語名字，沒有在《魏書》中保留下來，但卻在《宋書》等南朝史籍中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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