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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外衣”，蔑視他下面那支龐大的體力勞動大軍，但他所面對的侵入性心理要求是遠遠超過一個工人或普通職員所能承受的。他的世界充滿陰謀和不確定的期望，充滿操縱和智力遊戲；在那裡，自我表現就像“性格”和“態度”，常常比工作業績還重要。

白領企業員工沒有能夠團結起來，集體保護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的職業自主權，這往往歸咎於他們的個人主義，或者說是對美國文化中的精英主張毫無根據的信仰。但是醫生、記者，甚至還有很多白領工人一樣可能成為精英政治的獨立信徒。致使白領企業員工與眾不同且如此脆弱的是，他們被要求絕對地、毫無保留地認同他們的僱主。醫生或科學家所認同的是他的專業，而不是僱用他們的醫院或研究室；然而白領管理職員卻被要求對當前的頭頭們表示完全的忠誠。正如我的“危機管理”指導金·盧卡朱斯基解釋的：也許CEO是個笨蛋；公司的行為可能與犯罪只有一步之遙，然而你還需要毫不遲疑地為公司提供無限的服務。不幸的是，下崗白領工人的巨大數量顯示，這樣的忠誠並沒有得到可靠的回報。

於是，失業白領繼續像影子一般遊蕩在網際網路求職世界中，遊蕩在偏僻的聯誼活動中，遊蕩在昂貴的職業教練課程裡。令人悲哀的是，他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最明顯的是，他們可以進行遊說，要求切實改善失業者和倉促就業者的生活。首先的一條應該是將現有的失業福利進一步擴大，達到更接近北歐國家的水準。這些國家向失業者提供可以延續幾年的各種福利。例如，如果美國工人能夠求助於足夠的保障機制，整個關於職位外包的辯論就會戲劇性地轉變為一種完全不同的、也許不那麼本土主義的調子。實際上，那些要求為印度外包人員提供更多培訓機會的IT人士—這是一個並不罕見的輕視行為—可能正在自掘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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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還是放棄（13）

同樣緊迫的是，我們需要一種全民醫療保險體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與你的工作掛鉤。如果人一生中可能擁有3份或者4份工作，由僱主去支付醫療保險費可能更有意義。但是當人一生中的工作數量上升到兩位數時，由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則導致職工長時期沒有保險，特別是在中年人群中，有可能出現“前在情況”致使你失去進一步享受個人醫療保險的資格，甚至失去獲得新工作的資格。此外，醫療保險的成本已經成為創造新崗位的主要障礙；企業寧可向國外輸出職位或僱用不需要太多福利的“合同工”，而不願意承擔起向新僱員提供保險的擔子。在美國，各種職業層次加起來，共有800萬失業人口。想象一下，如果他們發動一場協調一致的運動，要求提供由公共開支支付的普遍醫療保險，那會是什麼樣的效果。

如果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中，擴充套件福利看上去不太可能，或許還有點烏托邦主義，那麼白領失業者可以立即進行的還有自我保護。在許多方面，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例如2005年出臺的《聯邦破產法》，斷絕了身負重債的個人重新創業的可能性，等於判處越來越多的失業者和非充分就業者終身充當勞役，來償還債務。於此同時，日漸增長的大學費用可能將他們的孩子排斥在白領職業外。然而，正當公司退休金一步步消失，總統也正在極力推動瓦解社會保障機制的時候，除了失業群體，沒有其他群體處在更恰當的位置，或者具有更合理的動機，來領導保衛中產階級的鬥爭—前提是，他們能夠認清他們的共同利益，並且開始像一支政治力量那樣採取行動。

首先，他們有時間。不是無窮無盡的時間，因為求職的確需要花上一些力氣，但比起他們還在工作的同伴—許多人一週要工作60個小時或者更多—則在時間上富裕得多。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還具有藍領失業者所缺乏的技能：管理技能以及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