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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得到行月錢糧，其數額各省不一，一般每名運軍支行糧二石四鬥至二石八斗，月糧十石左右。本折各半，折色價每石銀一兩四餞。

運軍從屯田和行月錢糧上所得，僅能養家餬口，根本無法滿足各種名目的勒索。於是，他們就將各種盤剝再轉嫁到納糧農民的身上。在清代漕運中，運軍敲榨納糧農戶，激起農民不滿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寧衛運軍擅自加徵行月二糧，激起百姓反對，結果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被害。知縣潘師資憤慨地說：“正供額賦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為？”對於早已交納永折漕銀的地方，尚要擅徵，更何況那些“有漕有運”之地呢？對此，錢大昕評論說：“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糧，供不應給之衛，敲骨竭髓，徒資群蠹瓜分、酌酒、陸博之資，民實不服。”順治七年（1650），江南蘇州府常熟縣還發生運官率領運丁“毆官藐運”的事件。當時有儀真衛運官崔邦泰領運常熟，他統率悍丁“玩漕勒贈，苛索無厭”，常熟知縣瞿某敦請速兌，崔邦泰等竟“聚眾鼓譟，各持棍械，毆辱印官，乘機搶掠”，釀成事端。

在清廷看來，“國家之待運軍，為不薄矣”。“舡只則有修理風蓬銀兩，安家則有坐糧，水手則有月糧，路費則有貼備，回南則有羨餘，解給各項支銷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糧之外，還有如四耗贈，比兌時，每石再加溼潤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滿足運軍的利慾，還要“巧恣需求”。於是，清朝廷為了保證漕運，儘量優待運軍，而漕運官吏又千方百計地到運軍身上搜括，運軍再將各種勒索轉嫁到納糧農民身上，就這樣形成惡性迴圈。而受害最深的當然是承納漕糧的農民。正如任源祥所說：“今之有轄於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於運軍者乎，運軍之常例，有絲毫不出於斯民之膏血者乎。”總之，清代漕運與明代不同之處，僅在於官收官兌更加突出，因而運軍問題，往往成為清廷議論漕運的焦點。任源祥曾建議：“欲惠百姓，自運軍始；欲飭運軍，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如此推本尋源，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藥方。清代漕運完全依靠官收官兌，依賴軍運，因而在明代漕運中已經暴露的運軍問題，更加明顯，更加嚴重。

作品背景相關資料　漕河（京杭大運河）

元代開京杭大運河使運河貫通南北。但會通河所經山東地段地勢較高，河道較窄，加以水源不足常苦水淺膠舟，不任過載。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派平江伯陳瑄疏浚江淮運河。又命工部尚書宋禮修治會通河（包括濟州河在內），京杭大運河始暢通。清代繼承明代遺制，繼續疏浚和整治。

清代修治大運河，河道除人工開鑿者外，還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天然河道，不時變遷，其中，黃河每次氾濫或者改道。必然嚴重破壞大運河。且天然河道概屬東西走向，而大運河橫貫南北，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極為浩繁。每段河道各有特點，除河名外，各有漕名。清代沿明舊，大致可分為七段：①北京至通州段稱通惠河，漕稱“裡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稱北運河，也稱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稱“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臨清段稱南運河，也稱衛河或御河，漕稱“衛漕”；④臨清至臺兒莊段稱會通河，也稱山東運河，共設節制閘四十餘座，故漕稱“閘漕”；⑤臺兒莊至淮陰段是利用黃河，漕稱“河漕”；⑥淮陰至揚州段稱裡運河，也稱淮揚運河、南河或高寶運河。中經寶應、高郵、邵伯等諸湖，故漕稱“湖漕”；⑦鎮江至杭州段總稱江南運河或轉運河。又以蘇州為界分為南北兩部分：其北段稱丹徒運河，漕稱“江漕”；其南段稱浙江運河，漕稱“浙漕”。

清代治理運河重點有二：一山東境內會通河，一為江蘇境內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