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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自殺與封建時代歷史故事中的自殺相比，更加富於自虐性。在歷史故事中，武土為了免受不名譽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殺，恰如西方敵方士兵寧願被槍殺而不上絞刑架或落入敵手遭受酷刑。武土被批准切腹，也恰如不名譽的普魯土軍官有時被允許秘密自殺一樣。犯罪的普魯土軍官在知道除死之外，無法挽救名譽時，他的上級就在他臥室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槍。日本武土也是一樣，死是註定了，只不過是選擇死的方法。而近代的自殺則是主動選擇死。人們往往把暴力轉向自己，而不是殘害別人。在封建時代，自殺行為是最終宣佈一個人的勇敢和果斷，今天則變成主動選擇自我毀滅。最近四、五十年間，每當日本人感到&ldo;世界混亂&rdo;、&ldo;方程式的兩邊&rdo;不相等、需要洗&ldo;晨浴&rdo;以洗淨汙穢的時候，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毀滅自己，而不是毀滅別人。

把自殺作為最後論據而爭取獲勝，雖然封建時代和現代都有，但在現代，也在向上述方向轉變。德川時代有個著名故事，說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顧問，擔任將軍監護人，曾經在其他顧問官和將軍代理人面前，當眾袒腹抽刀，準備切腹。這種威脅手段奏效了，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職位。他達到了目的，也沒有自殺。用西方語言來說，這位監護人是在用&ldo;切腹&rdo;威脅反對派。在現代，這種抗議性的自殺行為已不是談判手段而是為主義殉身，其出現多半是所提主張未被採納，或反對某些已簽字的協議（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以求留名史冊。在這種場合，只有賣實在在的自殺，才能影響輿論；不是擺擺架式進行威脅就能夠奏效的。

在&ldo;名分的情義&rdo;遭受威脅時，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種傾向正在發展，但並不必然包含自殺這種極端手段。自我攻擊有時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厭倦情緒，這種情緒之所以在這個階層廣泛蔓延，有充分的社會學原因。這是因為，知識分子過剩，他們在等級制中的地位很不穩定，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滿足其雄心壯志。特別是1930年代，當局懷疑他們有&ldo;危險思想&rdo;，使他們愈加感傷。日本知識分子常把他們的抑鬱歸因於西方化造成的混亂，但這種說法並不對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很多知識分子都曾蒙受過的這種心理毀損乃是日本傳統所固有的。1930年代中期，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是用傳統辦法擺脫這種厭倦情緒的。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目標，把攻擊矛頭再次從自己內心轉向對外。從對外發動極權主義侵略中，他們重新&ldo;發現了自己&rdo;。他們擺脫了惡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內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們相信，雖然在人際關係上不能作到這一點，卻相信作為一個征服民族就能夠作到。

這個民族確實絲毫末變。他們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應的。在頑強努力與消磨時光極端消沉之間，情緒搖擺不定，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在當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維護戰敗的榮譽，而且他們認為採取友好態度能夠達到這一目的。作為一種派生的結論，許多日本人認為依賴美國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安全辦法。由此他們很容易認為，做出努力反而會招致疑忌，還不如消磨時光。於是，消沉情緒蔓延。

但是，日本人絕不欣賞消沉。&ldo;從消沉中站起來&rdo;，&ldo;把別人從消沉中喚醒&rdo;，既是當前日本號召改善生活的經常性口號，也是戰爭期間廣播中常用的詞句。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向消極無為作鬥爭。1946年春季，日本報紙連篇累族地說：&ldo;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視著我們&rdo;，而轟炸廢墟的瓦礫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業仍處於停頓，這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