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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以色列的情況又怎樣呢?1972年以色列有兩大失策：一是對戰爭威脅作出了錯誤判斷，二是根據這種判斷削減了軍備。以軍當局發現1972年7月蘇聯人從埃及撤走後便認為，埃軍的作戰能力降低了，戰爭的可能性減小了。對蘇聯向敘利亞提供薩姆‐3防空飛彈、坦克等武器則認為，那僅僅是補給，不意味敘利亞的軍備有了實質性增強。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以色列削減了邊防部隊，縮短了士兵服役期限，減少了國防預算，而把注意力放在發展國內經濟上。以色列在

1972年放慢國防建設步伐時採取的戰略是遏制戰略。&ldo;遏制代價小&rdo;。據說這就是以色列採取遏制戰略的理由。由此可見，遏制失靈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採取遏制戰略的動機。以色列認為埃及在忙於解決國內問題，因而從加強國防轉向了注重經濟建設。

總之，1972年10月埃及決定發動有限戰爭時，以色列的遏制力並未發揮任何作用。埃及一向認為以色列的遏制力不過是一種威脅。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遏制成功與否本質上取決於被遏制一方的認識

如何。以色列採取削減邊防部隊等行動，從關心國外問題轉向關心國內問題，為阿拉伯國家提供了進行一場短期的、目標有限的戰爭的可能性。

二、五月戰爭的推遲(1973年5月17日)

據判斷，五月危機的情況是，阿拉伯國家企圖發動戰爭的情況事前已被以色列察覺到，以色列下達了動員令，採取了遏制行動，為此阿拉伯國家不得不推遲戰爭。可以認為，這是遏制成功的典型例子。

1972年11月，埃及著手擬定作戰計劃。1973年1月，阿拉伯國家召開軍事會議，協調如何對以色列作戰和政治行動等問題。

2月，薩達特總統命令總參謀部研究開戰時機，並指示在開戰後24小時內要確立絕對優勢。關於開戰時機，總參謀部提出了三個方案：

5月、9月，

10月。同年2月，國防部長伊斯梅爾訪問了敘利亞，埃、敘兩國決定採取聯合行動。之後，伊斯梅爾又訪問了莫斯科，要求蘇聯提供武器援助。同年3月，哈菲茨&iddot;伊斯梅爾特使訪問了華盛頓，要求美國不要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但遭到拒絕。為此，薩達特總統決定發動五月戰爭，並急於完成作戰計劃。在此之前，1月，薩達特總統已命令總參謀長沙茲利擬定渡河作戰計劃和其他作戰計劃。

3月，蘇聯軍事代表團訪問了開羅。

4月，&ldo;飛毛腿&rdo;地地戰術飛彈運到埃及。西方軍事界認為，這種飛彈是進攻性武器，是促使埃及開戰的關鍵，埃及一旦獲得這種武器，阿拉伯國家必然要發動進攻。

5月1日，薩達特總統在亞歷山大港發表演說：&ldo;即將到來的戰爭不僅僅滿足於收復失地，而且還要結束23年來以色列的狂妄姿態。為此，我們準備付出100萬人的犧牲。&rdo;看來，戰爭爆發只是時間問題了。

另一方面，1972年12月新上任的以色列情報部長澤拉，於1973年

4月16日提出了一份形勢報告。報告稱，有明顯跡象表明埃及將在5月發動戰爭。當時以色列獲得的跡象是，埃及對民防人員進行了動員，正在召募獻血人員，已宣佈實行燈火管制，採取了保護橋樑措施，沿運河西岸一線修建了65個坦克開上堤壩的斜坡道。在運河西岸沙堤上開避了通道，等等。然而，後來情報部長澤拉又提出了另一份形勢報告，認為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減小了，因為埃及對以軍空襲敘利亞毫無反應，薩達特走到戰爭邊緣後再次退了回去。可是總參謀長埃拉扎爾根據蘇伊士戰線上的緊張局勢，不同意情報部長的這個判斷。他為了對付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