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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美國以前從未進行過規模宏大的世界性對外援助計劃。不論傳教活動在精神上與此多麼相似，規模卻要小得多。不論是透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還是按照第四點計劃或其它計劃，對外援助都表明美國人相信自己的財富可以提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們認為，具有較高生活水平，也即接近美國生活水平的人民，更容易接受民主，因此也就更傾向於熱愛和平並對美國友好。另一個不言而喻、有補充作用的假設是，貧窮、困苦、工業落後會使任何國家的人民變得不那麼熱愛和平，不那麼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更傾向於成為美國的敵人。這一連串的推理意味著對歷史的某些大膽的歸納，然而卻井非總是直言不諱的。但不論是否明白講出來，它都是來自對民主制度的一種準宗教信仰，並表現出美國人對&ldo;應該如此&rdo;與&ldo;已經如此&rdo;這兩種概念是一貫混淆不清的。

二十世紀對外政策方面所出現的某些比較明顯而令人痛苦的事情本來是應該使美國人躊躇不前的。俄國的工業化程度提高了，為它的人民生產了更多的產品，但它並沒有因此變得對美國友好起來。俄國的工業化既不是民主的產物，也沒有在俄國產生更多的民主。俄國的強大並沒有使它變得熱愛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透過《租借法案》向俄國人提供了一百一十億美元的援助，但是在以後的冷戰時期，俄國政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敵視美國。蘇聯越強大就越好戰，在它炮製和支援的許多亞洲小型戰爭中，它找到了盟國，這些國家也曾是大筆美援的受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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