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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有了。這就是美國的立國哲學 pragatis （實驗主義）利弊之所在的具體表現。當年在中國大力推薦實驗主義的胡適老師，實未嘗參透也。蓋實驗主義一定要有個有「定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為基礎，始能搞「一點一滴的改革」。美國今日這個「獨立檢察官」之存廢，和兩黨在緋聞案中的鬥爭，若沒個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會為基礎，那就要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人頭滾滾了。姑引目前這段時事，來幫助說明，在我國民國初年，民主學步初期，政治轉型過程中，那樁畫虎不成的小插曲。關於近年美國極右翼保守主義之濫觴，及其對美國政治社會之影響，下列論文，頗堪一讀： andrew sullivan，&ldo; gog down screag&rdo; the new york tis agaze oct 11， 1998 pp 46ff 】

長話短說，古德諾在華的一年半載，正值中國政壇，總統制與內閣制爭辯最烈之時；也正是袁總統與國民黨拔刀相見之時，而古教授的適時出現，無意中也就變成總統制最有力的辯護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總統制的是袁大總統，而代表內閣制的是國民黨，在這場南北戰爭中，在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社團看來，古德諾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凱的「魔鬼辯護士」；而在袁氏和親袁的政團裡，古氏很自然的也就變成總統派（和後來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論「中堅」。因此在二次革命結束之後，袁氏所推動的一系列的變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總統選舉法」、「解散國民黨訓令」、「停止國會議員職權」、「廢棄天壇憲法」、「增修臨時約法」、「頒布新約法」、「實行一院制」、「廢除內閣制」和「總統世襲制」等獨裁政策的推動，古氏的理論，縱無決定性的影響，至少也是被袁派引為藉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約法」的頒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為慰呢。【古氏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新職，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紐約舉行的政治學會年會，作主題演說（ keynote speech ）時，即以當時的中國的憲政改革為題，對「中華民國約法」（新約法）推崇備至。漢譯講辭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顧維均私檔；英文原稿見美國政治科學院所發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見十一月二十日，紐約時報：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ese republic at dner of acadey of polit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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