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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反對諸如此類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張其生存之權利而尋求幸福。人類享受幸福的權利,駕乎一切政治權利之上。中國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權,那須得舌疲唇焦去勸服一般仁人君子,謂國家之強力,遠較個人之幸福為重要。一位精密觀察者觀察了當時建立於江西的共產政府,貢獻了共產政權所以在中國必須失敗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優越於其他封建軍閥統治的區域,其事實為那兒的人民生活太機械化,太不近人情,總是不相宜的。

中國人之講情理的精神與其傳統的厭惡極端邏輯式的態度,產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華民族整個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紀律。因為法制紀律,即為一種機械,總是不近人情的,而中華民族厭惡一切不近人情的東西。中國人厭惡機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厭惡法律與政府的機械論的觀法,致使憲法政府之實現為不可能。嚴厲峻刻之法制統治權,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國蓋已屢屢失敗,它的失敗蓋由於不受人民之歡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紀中,吾國曾有大思想家建議而付諸實施,商鞅即為實驗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諸侯,奠定了秦國強大的基礎,但其結果,把他的頭顱償付了政治效力的代價。秦本為僻處甘肅邊陲的次等邦國,歷史上懷疑其混合有野蠻的部落,賴商鞅之努力擘劃,建立了勇武的軍隊,征服了全部中國。乃其統治權曾不能維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傾覆。此無他,蓋其以商鞅所施於秦國之同樣政治方式,施之於中國人民全體之故耳。秦代之建築萬裡長城,確有其不朽之功績,然亦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斷送了秦始皇的帝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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