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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中國文字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發生過重大變革,至今研究孔氏學說的學者,分成二大營壘:其一信仰「古文」的經書本子,所謂古文據說是砌藏於孔氏居宅壁間,得免燔灼,而經後來壞壁發現的原本;別一派信仰「今文」書本,這是年老儒生口授傳誦而筆錄下來的,這些老儒生系將經書熟記,倖免於暴秦的厄運者。但從此以後(紀元前二一三年)屢有寫作,在形式上有比較不甚重要之改進,此等寫作對於孔氏經書之深入中國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貢獻。凡符合於孔氏經書早期寫本者,亦符合於全部文學的傳統,繼漢代以後者尤然。一個中國學生,凡能誦讀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訓練誦讀第十三世紀、第十世紀,甚至第二世紀的著作,亦猶現代藝術家之欣賞維納斯、欣賞羅丹之作品同樣容易。倘令古代學術不能若是易於瞭解,那古典文學之傳統勢力還會這樣雄大,而中國人的心理還會這麼保守嗎?怕未見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於固定不變的文言之產生,致與口語判離而使尋常學子幾難於通暢。至於發聲組合的字型,天然將依隨現行語言的變遷與慣用語法。書寫的語言如其不甚依賴發聲,在慣用語與文法方面,獲得較大之自由。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語的法則,它有它自己的結構法則和大量的慣用語,系自歷代著作收集而來的文學成語。如此,它乃產生一種獨立的實體,多少是服從文學範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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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與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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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代之進展,此文學語言與當代通行語言間之差別,愈來愈巨,直至今日,學習古代語言,從心理上感到之艱難,幾等於學習外國語言。普通句段結構之法則,書寫的文言與口說的白話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僅把古文字眼填入現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寫成一篇古文了。例如一個簡單的連語「三兩銀子」,在文言中卻要變更造句法,寫成「銀三兩」;又似現行語中說「吾從未見過」,古文中的慣用語為「餘未之見也」。此目的格的一字,經常置於動詞之前,倘其動詞為否定格的時候。現代中國學生是以常易犯語風上的錯誤,有如英國學生在學習法語時之說jevoisvo,恰等於學習外國語言。在一個人真能寫確實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範圍廣泛地使用法之熟習,是以練習之時,經常累月地背誦古代傑作亦為免不了的手續。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暢通外國語言一樣,也就很少中國文人真能寫確實流利的古文。實際上,中國今日僅不過三四人能寫流利的周代經典式的古文。吾們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這種書本上的語言,此在外國人固非難於治理的。這書本上的語言且又缺乏語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國的象形文字,使脫離語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漸發展,文字的與發聲原則分離而獨立,加速它的單音組合的性質。而且事實上口語中的二連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單音文字來代表,因為文字本身由其組合作用已使意義表顯得很清楚。例如吾們在口語中需要一個二連音「老虎」以資在聽覺上辨別與其他讀「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書寫文字中就用一個虎字已夠了。文言是以較之白話更見傾向於單音,因為它的基本是在視覺上,而非在聽覺上。

從此極端的單音主義乃發展一種極端簡潔的格調,這種格調不能用口語來模仿而獲免不可理解的危險的,而此格調亦即為中國文學之特性的美點。如是吾人乃創造一種韻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致似英文無韻詩的二行那麼多字的意義。這種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像的,在其他別種語言中亦是不可想像的。不論在散文或詩詞中,此用字之經濟,產生一種風格,其間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節,其韻調經重衡量務須達到「恰到好處」之程度,而往往負擔過分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