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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樣的學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他只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莊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道即為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只能在直覺的悟性中感到。中國人雖非明確地同意於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在本質上是與之合致的。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皇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術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欲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表出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別古書真偽在爭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笑,但這種錯誤必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露出來。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或五千字以樹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標誌讓後人來讚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許多筆記或隨筆遺傳給我們,裡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態度的意見,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記錄,也有暹羅雙生的軼事,狐仙、虯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跡,雜沓紛紜,湊在一起。

中國著作家只給你一段或二段論辯,便下結論。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他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剎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十七世紀初期)享盛名之由來,非由於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確,此等正確性只有留待後人的證明的。《日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歷史事跡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正確的,一時也沒有可能明見的佐證,但只可以意會的加以贊同,因為在他的著作問世以後三百年來,未有人能舉出反對的論據,如是而已。

吾人於此可見邏輯對普通感性之對峙,在中國代替了歸納與演繹論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較為高明,因為分析的理論觀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幾多分散的片段,因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而普通感性則將物件當作一個活動的整體看待。婦女具有比較男性為高強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發生,吾寧願信賴女子的判斷強於男子的判斷。她們有一種方法,能估量一種情況的整體會不致被其個別的小景所惑亂。中國小說之最佳者如《紅樓夢》、《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寫成應付環境的最健全的判斷者,而她們的語言,有一種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圓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邏輯而缺乏這種普通感性是危險的,因為一個人有了一種意見,很容易用他的文學性的腦筋把種種論據曲解文致,使滿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iddleareh裡頭的加索繃先生一樣,竟至不能體會人人所能體貼的愛妻的生活。

此所謂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學的基礎,那是很有趣的。中國人之判斷一個問題的是與非,不純粹以理論為繩尺,而卻同時權度之以理論與人類的天性兩種元素,這兩種元素的混合,中國人稱之為「情理」:情即為人類的天性,理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韌的人類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變的法則。從這兩種元素的結合體,產生人類行為的是非和歷史的論題的判斷標準。

這個特徵或可由英文中「理」與「情」的對立的意義中見其一二,亞裡士多德說:人類是論理的而不是講情理的動物。中國哲學也容認這個說法,但卻加一補充,謂人類盡力成為有理性即講情理的而不僅僅為論理的動物。中國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