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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中國人文主義者不斷宣傳其教義,而中國人民在過去常統治於個人政權之下,故「法制紀律」中國人稱為「經」者之不足,常能賴「便宜行事」中國人稱為「權」者來彌補。所謂「權以經濟之窮」。與其受治於法治的政治,中國寧願贊成賢能的政府,賢能政府是比較的近人情,比較的有伸縮性。這是一個大膽的思想——天生有如此眾多的賢人,足以遍佈全境而統治一個國家!至謂德莫克拉西能從點算普通人民意見混雜的投票中獲得真理,亦屬同樣大膽的論斷。兩種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點,但以人為標準的制度總是對於中國人的人文主義,中國人的個人主義和愛好自由,是較合脾胃的。

這個癖性,缺乏紀律,成為吾國一切社會團體的特性,一切政治機關、大學校、俱樂部、鐵路、輪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國人統制的郵政局與海關——都有這樣的特性。其結果則為引用私人,嬖寵弄權,隨時隨地如法炮製有不學而能者。只有一顆不近人情的心,鐵面無私的性格,始能撇開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維持嚴格之紀律,而這種鐵面在中國殊不受大眾歡迎,因為鐵面都是不純良的孔教徒。這樣養成了缺乏社會紀律之習慣,為中華民族之最大致命傷。

是以中國之錯誤,毋寧說是太講人情。因為講人情其意義相同於替人類天性留餘地。在英國對人說:「做事要講情理」,等於教人放任自然。你讀過蕭伯納著的《賣花女》嗎?那劇本中那位賣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爾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張五鎊鈔票的竹槓時,他的理由是:「……這樣合理嗎?……這女兒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兒呢?」杜律得爾更進一步地表徵中國的人文主義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絕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給的十磅。因為金錢太多了會使他不快活,而真實的人文主義者所需要的金錢只消僅夠快活,僅夠喝一杯酒。換言之,杜律得爾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樣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為時常與情理相接觸,中國人的心上,發育了一種互讓的精神,蓋為中庸之道的天然結果。倘有一位英國父親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兒子送進劍橋大學呢?還是送進牛津大學?他可以最後決定把他送進伯明漢(birgha)。這樣,那兒子從倫敦出發而到達了白萊卻萊,既不轉而東向劍橋,又不轉而西向牛津,卻是筆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漢。他恰恰實行了中庸之道。這一條往伯明漢之路是有相當價值的,因為筆直的北去,既不東面得罪了劍橋,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這個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來全盤的中國政治,更能從而猜測一切中國政治宣言的內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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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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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孔子的人文主義能否叫中國人感到十分充分的滿足呢?答覆是:它能夠滿足,同時,也不能夠滿足。假使已經完全滿足了人民的內心的慾望,那麼就不復有餘地讓道教與佛教得以傳播了。孔子學說之中流社會的道德教訓,神妙地適合於一般人民,它適合於服官的階級,也適合於向他們叩頭的庶民階級。

但是也有人一不願服官,二不願叩頭。他具有較深邃的天性,孔子學說未能深入以感動他。孔子學說依其嚴格的意義,是太投機,太近人情,又太正確。人具有隱藏的情愫,願得披髮而行吟,可是這樣的行為非孔子學說所容許。於是那些喜歡蓬頭跣足的人走而歸於道教。前面已經指出過,孔子學說的人生觀是積極的,而道家的人生觀則是消極的。道家學說為一大「否定」,而孔子學說則為一大「肯定」。孔子以禮義為教,以順俗為旨,辯護人類之教育與禮法。而道家吶喊重返自然,不信禮法與教育。

孔子設教,以仁義為基本德性。老子卻輕蔑地說:「失道而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