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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的人而言，800美元幾乎稱得上是一個天文數字了。這筆款項等同於是過度的鼓勵及強迫，赤貧的小蝦米如何對抗得了資本家的全球企業呢?

假使器官匱乏問題能夠像數學問題一樣，簡化成數字，那麼要為美國器官移植等候名單上的10萬人找到活體捐贈者，也就不是一件難事了。他們很容易就能找到第三世界的賣家，而且這往往是解決問題最經濟實惠的途徑。在印度醫院接受移植手術，費用約為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的經濟利益實在太誘人了，因此有好幾家美國保險機構也想分一杯羹，比方說，印美保健(d health)和聯合集團(united group progras)這兩家機構經估算後發現，在美國國內進行長達數年的透析療法，不僅費用昂貴，而且最終仍會致死，相較之下，國外的腎臟移植手術費用便宜多了。而這些公司與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有需求就幾乎可立即安排器官移植的醫院之間，恰巧都有著密切的關係。這類的外包醫療方案十分誘人，2006年2月，西維吉尼亞州議會考慮為州政府僱員提供一種正式保健計劃，讓選擇在國外醫院接受移植手術的患者可享有退款獎勵。在本書英文版出版時，這條法律規定仍待決議，然而整體情況似乎沒有什麼變化(應注意，印美保健的網站聲稱他們會支付移植手術費用，但尋求活體組織的患者必須自行安排捐贈者，但只要有合適的醫院聯絡人，就相當容易找到捐贈者)。對受贈者而言，人體市場在臨床上的優勢勝過於合法競爭。一般而言，活體捐贈的移植成功率高過於屍體捐贈，相較於接受腦死患者器官的患者，花錢買活體腎臟的患者通常活得比較久。

然而，儘管活體器官的費用較低，也較能延命，不過這種跨越司法管轄地購買器官的行為，是毫無道德可言的。雖然掮客能夠讓購買器官變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賣家卻沒有因為賣器官而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容易些。

幾乎每一位在海嘯難民安置區裡的婦女都會說，在自己最絕望的時期，器官販子利用了她。有一位名叫羅妮的婦女就抱怨說，自從手術後，她就連走在村裡的泥土路上，都痛苦得難以忍受，必須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動才行。

羅妮的丈夫失去捕魚工作後，就開始成天喝酒。這是她麻煩的開端。在一直缺錢的情況下，羅妮在女兒佳雅結婚時，就連簡單的嫁妝都沒能力準備，所以佳雅的婆婆和新婚的丈夫就把氣出在佳雅身上。他們強迫佳雅做額外的工作，動不動就打她，儘可能讓她的生活過得痛苦不堪。不到一個月後，佳雅回家看母親時，試圖喝下一誇脫(約1升)殺蟲劑自殺。

羅妮發現女兒昏倒在家裡的木板床上，趕緊抱起女兒，揹她去當地醫院。那裡的醫生處理過很多喝殺蟲劑自殺的人，因此醫院裡已備有中和劑。數小時後，醫生令她的情況穩定下來了，只是必須在加護病房待到一週以上。不過，羅妮根本負擔不了住院費用，要是沒有付款保證書，就必須停止治療。他們說，羅妮必須想辦法儘快籌到錢，不然她的女兒就會死。

那些年，海嘯難民安置區有好多人賣掉自己的腎臟，一些愛挖苦的當地人開始把那座難民營稱作是&ldo;腎臟村&rdo;。腎臟中介儼然成了一種家庭產業，賣過腎臟的婦女介紹朋友賣腎。掮客慣常會開出高價碼，說一場手術可拿到三千美元之多，但等到賣腎者動完手術後，掮客通常只會把當初開價的一小部分金額施捨給賣腎者。在這裡，大家都知道這是詐騙，可是那些婦女卻在為其開脫，說被敲竹槓總好過什麼都沒有得到吧。

羅妮的一個朋友在一年前賣了腎，她跟羅妮說，有一個叫做達娜拉希米(dhanalakshi)的掮客在金奈的提婆吉(devaki)醫院外，開了一家茶館，用來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