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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反映的上帝權能，陳夢家先生曾系統歸納為十六個方面：

（1）令雨；（2）令風；（3）令■；（即雲霞之氣）；（4）降艱；（5）降禍；（6）降潦；（7）降食；（8）降若（順、祥）；（9）帝若（允諾）；（10）授佑；（11）授年害年；（12）帝咎王；（13）帝佐王；（14）帝與邑；（15）官（憂）；（16）帝令。大致可分為善義與惡義兩類，其所管事項有年成、戰爭、作邑、王之行動，其權威或命令所及物件有天時、王、邑等1。

朱天順先生指出，這十六個方面其實可統之為兩大內容，一是上帝支配氣象上的現象，以影響人間禍福，基本上綜合了原先人們所信奉的日、月、風、雨、雲、雷等天上諸神對以農業為主的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力，並歸於一個抽象的意志的作用。二是上帝具有支配社會現象和支配社會統治者的神性。這表明，商代的上帝崇拜，本質上是原先所崇拜的自然神和社會神的綜合、抽象和升華。同時也反映著商族戰勝他族，兼併統治他族的社會現實。但應指出，商代上帝的神性，主要是滿足人們提出的具體要求，人們還沒有把它當做主動支配社會命運的中心力量來崇拜，跟社會道德、政治制度的結合還不多、不突出，因此只是較初期階段的產物2。

夏商以來所形成的超自然神上帝、天地神祗、祖先神的三大板塊式信仰系統，承前啟後，成為中國古代固有宗教觀唸的發展模式。《國語&iddot;周語中》雲：&ldo;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rdo;《禮記&iddot;祭義》雲：&ldo;唯聖人為能饗帝&rdo;，&ldo;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即先祖）。&rdo;在這一信仰系統中，上帝始終只是消極、被動的祈求物件，並且只有貴族統治者握有這方面的祭祀權，早先上帝崇拜中那部分帶有支配全民生活的神性，也因古代王權的逐漸強化而未能充分展開，僅變為威臨下民而&ldo;克昌厥後&rdo;3，確保最高統治集團階級利益的精神支柱，這點與西方基督教的全民性上帝崇拜，是截然不同的。

在這一信仰系統中，天地神祗也並非所有人都能致祭祈求，甚至連不同的貴族集團，祭祀權的與否，也要據其興衰存亡而定。《禮記&iddot;祭法》有一段文字，對此作了揭示，其雲：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穀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所謂&ldo;有天下者祭百神&rdo;，意味著強大王朝對四外的兼併征服，原所在地人們崇拜的神，有可能納入王朝的祭祀系統，成為下屬神之一。這種宗教領域的相容性，與統治者收取民心的精神羈縻的現實政治目的是一致的。&ldo;諸侯亡其地，則不祭&rdo;，當然是失去了其神，失去了祭祀權，無疑也就喪失了其存立之本的民人。顯然它原本是一套發於宗族或家族，上達國家的信仰系統，演成社會的倫理和禮制，統治者正可利用來整合政治等級秩序和社會行為規範。故在這一信仰系統中，神權也即統治權，是王權政治的組成部分，該一批天地神祗祭祀權的歸屬，是完全隨著政治結構的再組合而遊移的。

除此之外，這一信仰系統還顯示出重視功利的取捨淘汰原則。如《祭法》有云：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葘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