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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於是堵在門口高聲叫捉賊。三福不許“右派分子”說自己是賊，循聲上前揪住“右派分子”，要撕他的嘴。“右派分子”不曉得老家流傳的秘訣：同瞎子打架，千萬別讓他揪住。一旦被瞎子揪住，要麼是他將別人打死，要麼別人將他打死，除此之外他是不會鬆手的。眼看著“右派分子”要吃虧，生產隊長趕來了。生產隊長威脅說不再讓三福“吃五保”了，三福這才鬆手。生產隊長也認為三福拿了“右派分子”的錢或者糧票，三福執意說沒拿，但又不肯讓別人搜身。三福說不讓人搜身時，一雙瘦得只剩下幾根青筋的手，像吃了硃砂的公雞的爪子一樣顫動著。生產隊長不敢攏身，就要“右派分子”自己上去搜。“右派分子”也不敢。最後仍是生產隊長想出辦法，讓人將像五百瓦電燈泡的赤腳醫生叫來。赤腳醫生往三福的面前一站，三福就變得乖巧無比，任憑一雙白白胖胖的手，從荷包裡搜出那張我們曾經見過的，從漢口六渡橋到武昌水果湖的一路電車車票。“右派分子”百思不得其解地問，自己屋裡什麼東西不好，幹嗎要偷早就作廢的電車車票？到這一步時，生氣的是生產隊長，他大聲地警告，不許“右派分子”再說偷呀賊的，不然就要扣發他的基本口糧。生產隊長還說，既然這張電車車票已經無用了，那就送給三福。當著大家的面，生產隊長讓赤腳醫生再次伸手將電車車票放回那隻荷包裡。　。　想看書來

地理屬於情感（6）

上高中時，瞎子三福也走了。三福是自己將自己勒死的。死之前，三福胡琴上的裡弦突然斷了。三福隨後憂鬱地說過幾次，他連琴絃都配不上一對，活得真沒意思。我對他說，如果我在二十歲時真能進城做事，我要給他買一把最好的胡琴，並請他到最好的劇場去演奏。三福說只要能到城裡去，哪怕在街頭拉上幾曲，也能心滿意足。我又說，如果二十歲時進不了城，我就要將他僅剩的一根琴絃扯斷。三福聽了直笑。後來他突然問，不曉得天堂裡有沒有城市？還沒等到我回答，他又說，其實城市就是天堂。幾天後的一個夜晚，三福從胡琴上卸下那根僅存的裡弦，勒在自己黑瘦的脖子上。三福死後，那張電車車票還放在上衣荷包裡。電車車票上有一個用紅鉛筆胡亂畫出來的8字。“右派分子”說過，紅字是車上售票員畫的，8是售票員號碼。車票劃過紅就不能再用了。大人們埋葬三福時，將那張電車車票好生地放在他的衣袋裡，並且不無羨慕地囑咐死去的三福將電車車票揣好，若是弄丟了，只站在城市門口，就太可惜了。

我從松樹上摳出那實在不能叫做松香的松脂，放在掌心裡慢慢地碾磨。鄉村之事，一想起來，眼眶裡就全是淚水。

有幾分鐘我像瞎子三福一樣什麼也看不清。那些將葉子丟光了的白楊、旱柳和法國梧桐不聲不響地立在風中，做出一副互不招惹的樣子。

松濤緊一陣緩一陣。

從松林深處傳來戀人們的聲音。他們也會說松濤。他們要松濤為愛情作證。

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只要不合時宜地老在什麼地方徘徊，總會在人的世界裡引起別人的警覺。那兩個人覺得我打擾了他們，一股窺視的目光老在我的身上繞來繞去。我不得不回頭用自己的目光堵著他們的目光，直到他們離開松林。

放在以往，這樣的心情，我非得仰天長嘯才能排解。日子也不用退回太多，三五年就行。如今我對自己有了新的發現。我的胸膛開始變得像一隻釀酒的罈子，世事放進越久，回味起來越醇。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