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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陷阱，但陷阱早已佈下。他的生命在到達一個頂峰時即將消逝。時代的潮流把三十二歲的宋教仁無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風口浪尖。他只是一介平民，卻成為萬民矚目的人物。袁世凱不殺他，就只能接受監督和約束。但袁世凱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約，於是除了暗殺，他找不到另外的辦法讓自己的野心得逞。宋教仁只有為他的憲政理想付出年輕的生命了。

罪惡的槍聲打響了。宋教仁倒下了，卻沒有放棄理想。臨終前，他還致電袁世凱，寄予殷切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國專制力量，實在認識有限。“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只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藉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宋教仁死了，民國初年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夢想也隨之破滅。他的死，導致了國民黨的瓦解。國民黨在他離世後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具有控馭局面的健將，很快在袁世凱的利誘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其他政黨則在袁世凱的支援下，合併成了進步黨，成為國會的重心。中國第一次憲政民主的嘗試，到此已徹底破產。如果宋教仁未死，一切都可能會兩樣。因此，他的死決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國運所關。他的死造成了南方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徹底決裂，引發了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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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存亡，國運所關（3）

在民國初年的政局中，宋教仁實在太重要了。他真心要建立一種嶄新的政治制度，他的存亡，關係到新舊政治制度的興廢。袁世凱之類的人殺死他，也是拼死地掙扎。但宋教仁是正人君子，他的對手則是政治流氓，因此他必死無疑。

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領袖，但他具有優秀的政治品德，與其他政黨的領袖關係良好。他死後，民主黨領袖湯化龍在輓聯上寫道：

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範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

這副輓聯對宋教仁推崇備至，對謀害者極為憤慨，一時爭相傳誦。

對於過去的政敵梁啟超，宋教仁專程去天津密訪。他對梁啟超表示，國民黨與梁啟超的政黨，應走英美式兩黨輪流執政的路子。他說：“現在國家前途，是根據《臨時約法》推行議會政治，走政黨內閣的路子。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後，你上臺執政，我願在野相助；否則我當政，請你善意監督。”梁啟超也有相同的追求，對宋教仁的態度，自然十分感激。他聽說宋教仁被刺身死，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凱的死黨也有密切往來。他在北京一度住在趙秉鈞家裡，和趙秉鈞多次深談。宋教仁在他們身上下功夫，希望把代表舊勢力的實力派人物，以及梁啟超這樣的思想理論權威，都納入他所夢想的憲政軌道，在政治上和平競爭。

宋教仁是國民黨的政治明星，具有靈活的政治手腕和充足的政治常識，同時又有高度的政治熱情和責任感。他有能力調和各政黨的關係，消除偏見，共循軌道，踏上憲政道路。他被剝奪了生命，民國初年的中國無人可以替代他。其他政治人物缺乏他的風度與見識，結果被袁世凱這類專制政客玩弄於股掌之上，梁啟超、熊希齡等人，在政治上都無法與宋教仁相比。

宋教仁的死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彷彿一個預言，告訴中國人，在他們生活的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還將經歷許多艱難曲折，要有許多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