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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甲冑有勞、闢地有德,得一‘襄’字最為允當。而且左公科場不利,不僅沒有入翰林,連進士也沒中過。他以舉人官至大學士,在國朝漢臣中可謂空前絕後,能得一‘文’字,已經屬於殊榮。所以‘文襄’對於左公的褒賞。
“而香帥他雖然在兩廣總督任上,有抗擊法蘭西之勝,但最終確實朝廷乘勝求和,簽訂了《中法條約》,法蘭西不勝而勝。如此一來,怎麼能用‘襄’字呢?所以文襄雖好,卻非香帥所欲。
“香帥平生推崇兩位古人,在詩詞、書法、曠達等方面推崇蘇軾,所以他作詩、寫字、舉動都有東坡的影子;在政事方面則師法張居正,他稱讚張居正的相業,無論到哪裡必然隨身攜帶《張太嶽集》。非常巧合的是,蘇軾和張居正兩人諡號都是‘文忠’。‘文正’可遇而不可求,恐怕香帥更期待‘文忠’一些吧。”
孫元起不了解“文正”、“文忠”、“文襄”三者的優劣,就好像農民工很難區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久經考驗的忠誠的**戰士”在現在中國政壇的地位一樣。在他看來,普通人知道這些區別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但他明顯小可了諡號的魔力。
老大人聽聞張之洞去世的訊息,心情大壞,飲食銳減。孫元起聞聽訊息,連忙趕往廉子衚衕探望。結果老大人見面第一句話就是:“百熙,你知道香濤的諡號是文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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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冷眼向洋看世界
轉眼間,老大人過世已經一個多月。
早在老大人去世的第二天,宮裡邊送來上諭,除了大學士應有的待遇外,孫元起清楚記得有這樣一句:“加恩予賜諡文正。”足以告慰老大人在天之靈,也略略減輕心中的悲痛。
小資文青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時間撫平一切。但孫元起依然覺得懨懨的,做什麼事都沒心情,只是呆在衙門裡的時間明顯多了。
在老大人辭世以前,對於孫元起來說,做官更像在應付差事。在他看來,做官的最大好處就是為自己推廣教材、創立學校提供了不少便利,當然,官場應酬和官員傾軋也浪費了自己不少時間。權衡利弊,做不做官在兩可之間,反應在工作中就是隨心所欲任性而為。
當老大人去世後,孫元起才深切感受頭頂那柄保護傘的重要性。大清可不是天堂,那些皇親貴戚才懶得和你一板一眼地**律、講正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你經世大學裡面建座別墅怎麼啦?現在別人圖謀自己辛苦建立的學校、傷害自己心愛的家人學生,可不會再有人主動站出來替自己擋風擋雨了,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做官不僅是一種達成理想的手段,而是一種責任,也是保護自己的一個憑仗。
在別人看來,張之洞、孫家鼐這兩位分管過學部的大學士是孫元起最堅實的靠山。有他們罩著,別說遲到早退曠工缺勤,就是在學部打滾撒潑,也沒人敢說個“不”字。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短短數十天之內,兩位大學士先後駕鶴西去。孫元起被打斷了脊樑骨,只有每天朝九晚五,乖乖地應卯坐班。
好在孫元起素來沒有明確政治主張,很少發表對時局的看法,既不屬於康梁亂黨,又不是孫黃逆賊,更不是袁世凱一系,暫時不在大清洗範圍內。而且張文襄公、孫文正公剛過世,朝廷就對他們下屬、親信捅刀子,也會招來物議不是?一來二去,孫元起就還在學部左侍郎位置上穩穩待著。
眼瞅著到了1910年西曆新年,孫元起正坐在學部衙門看書,楊度一手抱著報紙、邸鈔,一手搖著紙扇闖了進來,大喇喇地做在左手第一張太師椅上:“百熙,在看什麼書呢?那麼入神。”
孫元起把封面朝他亮了一下:“王靜安的新著《人間詞話》。”
“喲,你也會看這種書?”楊度頗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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