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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術後肺炎。因為我確信佐佐木先生的手術非常成功，所以立刻排除縫合不全的可能，剩下的可能性就是術後肺炎或癌性肋膜炎。但是，考慮到症狀突然出現，又有℃的高燒，誠如前幾天千葉大學小山教授所闡述的，應該考慮是肺部急性發炎，也就是術後肺炎。癌性肋膜炎的症狀通常顯現緩慢，不會出現那樣的高熱。即使胸部陰影是癌症，那麼小的癌，也絕對不可能在手術後僅僅一週內就急速惡化，引發癌性肋膜炎。”

“那麼小的癌，引發癌性肋膜炎的適當時間約是多久呢？”

“最快約手術後3個月。”

“咦？不是3個星期，而是3個月……時間單位完全不同呀！”國平刻意露出驚訝的表情。

財前點頭說：“醫生在做出診斷時，其實是處於最孤單無助、最對生命感到敬畏的時候。因此，除了必須清晰思考之外，還得回顧自己過去的慘痛經驗，再依據累積的學問，考慮所有的可能，並推敲患者所有症狀，做出診斷。診斷佐佐木先生時，當然也不例外。我依據剛才陳述的所有觀點，才判斷為術後肺炎。實際上，大河內教授解剖之後，也認為那是肺葉發炎。因此，我認為自己當時的判斷絕無疏失。”財前再度強烈主張自己毫無疏失。

“那麼，呼吸困難症狀出現時，您未進行Ｘ光攝影，就是因為有十足的把握與確信，是吧？”國平追問。

“沒錯。上訴人主張當時應該考慮癌性肋膜炎，進行Ｘ光攝影，其實這只是一個非常罕見的案例，他們更沒有考慮到現今的醫學水準，這樣的主張完全只是一個結果論。我的憑據就來自我出發後兩星期，患者每天都有相同症狀，然而卻在過世之前，才發現是癌性肋膜炎。這連每天診治該位患者的主治醫師柳原，還有原是第一內科的副教授裡見也都沒有發現呀！”財前彷彿將錯就錯般地回答。

“您說的沒錯。但是，您不完全排除癌症轉移的可能，對吧？”

“沒錯。我的意思是，當時我評估兩天內的症狀，判斷是術後肺炎，這是毫無疏失的。如果我沒去前往參加國際外科學會，並持續讓患者使用抗生素，卻未獲得任何改善，造成患者喪命，我絕對坦白承認自己的疏失。可是事實上，我是在患者出現呼吸困難症狀第二天後，就從大阪機場出發前往海外了。行前，我叮囑過柳原醫生，無論是否有轉移肺部的可能，都需要十分注意、小心。”

“原來如此。關於柳原醫生，不僅前幾天出庭的小山鑑定人，還有多位我曾請教過的醫學相關人員，都曾表示他欠缺主治醫師的自主性……以上，我的訊問結束。”

國平巧妙地歸納結語，結束主訊問。接下來由關口律師進行反對訊問。證人席前，財前神情自若、態度傲慢，關口凝視著他。

“柳原醫生曾在手術之前提出斷層攝影，卻遭到你駁回，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你卻打算在法庭上否認到底，是嗎？”他的發問尖銳無比。

“無憑無據，根本沒有否不否認的問題。”

“你曾經注意到轉移灶嗎？”

“我曾經懷疑過。”

“那麼，你為什麼不在手術中進行化療呢？上回出庭鑑定的北海道大學長谷部教授作證，如果手術中能進行化療，癌性肋膜炎就不會突然發作了。”

“那是長谷部教授的觀點，並非我的觀點。為了達到延命效果執行化療，並不見得有多高明。有時抗癌劑的毒性遠超過良性的效果，從而造成患者在手術後一到兩週之內死亡——確實有這類負面的案例：4個月前，曾有一名患者，與佐佐木先生一樣接受賁門癌手術，卻在手術8天后引發腸阻塞。如果那位患者在手術中接受化療，身體抵抗力明顯下降，不僅可能導致死亡，也可能因為手術後不可預測的偶發症狀引起併發症。50歲以上的患者，在手術中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