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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資料，找當時文化部常務副部長李源潮瞭解國家對文化經費的投入比例。

3月4日下午開聯組會，上午我去協和醫院看望住院的音協老領導呂驥、李煥之、李德倫以及《新四軍軍歌》

14的作曲者何士德。

他們住的病房很小，除了能放一張病床之外，僅能放下一個帶扶手的椅子，著實令人感到壓抑。

尤其是來到李德倫病房的情形讓我心痛：我一進門就看見他坐在圈椅裡。

他人高馬大，把一張圈椅裝得很滿，他歉意地對我說：“我身體不好就不站起來了。”

我趕緊說“別動別動，千萬別動。”更令我驚訝的是他對我說：“庚辰：這個病房我住不進來。”我說：“為什麼？”他說：“我的級別不夠。”我說：“你怎麼會不夠？”他說：“我是文藝四級相當於廳局級，而這個病房是副部級住的。”我脫口而出：“李××都三級了，你怎麼才是四級呢。”他說：“1955年一定級我就是四級直到現在沒動過，我是靠同學關係才住進這個病房的。”我感到驚訝，像他這樣著名的音樂家怎麼竟多年未調整級別呢？上級部門怎麼不管呢？

他下面的話就更令我驚訝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到延安去參加革命的。

結果他告訴我他是1936年在北平參加*地下黨的，是和×××在一個黨支部的。

×××早都是政治局委員了。

他的話令我感到震驚：這樣一位資深的成績卓著中外馳名的大指揮家，今天竟是這樣的級別，45年沒調一級。

還談什麼關心人照顧人……這次談話給我的觸動很大，這次到醫院的探視給我以強烈的刺激。

回去後，中午我就把我的“兩點意見”發言稿改成了“我的三點意見”。

加上了“要給德高望重對中國藝術事業的發展作出過貢獻的老藝術家生活補貼。”在下午的聯組會上，當我發言結束時，李嵐清同志指著我說：“主席，你的話我聽進去了，但我現在還不能表態”。

散會，嵐清同志走向汽車時我追過去說：“嵐清同志，發言的時間有限，我不能講太長，有些例子是很尖銳的。”嵐清同志又說：“你的話我聽進去了，但現在還不能表態。”第二天，我把會上發言的意思寫成了提案（第1678號）。

我作為第一提案人，我們小組劉忠德、吳祖強、李世濟、吳雁澤、白淑湘等34位政協委員簽名附議。

提案的內容是：

“我國目前尚有極少數年屆80歲以上，從事文藝工作60年以上的老文150傅庚辰我與解決老文藝家生活補貼問題的提案藝家，他們當中有大革命時代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的老同志，有紅軍時代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最晚也是抗日戰爭初期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多數體弱多病，健康狀況較差，沒有額外收入，每月僅靠1000元的平均工資，加上各種補貼也不過1300元左右，而他們兒孫繞膝人口眾多，又要僱保姆照料生活，這點收入應付生活開支捉襟見肘，確實比較困難。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我與解決老文藝家生活補貼問題的提案（2）

這極少數的老文藝家都是我國文藝界的開拓者和各方面的專家，是一代宗師，對我國各門類文藝的發展作出過突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對他們所從事的本行專業的發展起過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國內外享有盛名。

但今天他們已年過古稀處於人生的最後階段，生命的最後年月，有的重病纏身來日無多了！為了回報他們一生對黨和人民，對中國文藝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為了表彰他們的功績，在他們生命最後的階段向他們給以黨和國家的溫暖，使他們能夠安度晚年，建議*中央、國務院撥款，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