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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到了1944年6月,我們對有關我們的敵人‐‐日本的許多疑問急需作出解答。這些疑問,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也無論是出自最高決策的要求,還是為了在日軍前線散佈宣傳小冊子的需要,都必須提出真知灼見。在日本發動的總體戰中,我們必須瞭解的,不僅是東京當權者們的動機和目的,不僅是日本的漫長歷史,也不僅是經濟、軍事上的統計資料。我們必須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從他們的人民能夠取得哪些指望?我們必須瞭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感情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弄清這些行動、意志背後的制約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採取行動的那些前提暫且拋在一邊,並且儘可能不輕率地做出結論,說什麼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怎樣做,日本人也怎樣做。
我所接受的任務是困難的。美國與日本正處在交戰狀態。在戰爭中把一切都歸咎於敵國,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敵人自己心目中對人生的看法就難得多了。而這個任務又必須完成。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境遇時將如何行動。我必須努力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作為瞭解他們的&ldo;正值&rdo;即有用的資料來加以利用,而不是作為&ldo;負值&rdo;即不利條件來看待。我必須觀察他們對戰爭本身的進行方式,並且暫且不看作軍事問題,而看作文化問題。與平時一樣,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們對待戰爭表現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特徵?他們的領導人激勵土氣、消除國民惶惑,以及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們自以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什麼?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細節,來觀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但是,我們兩國正在交戰,這一事實難免對我嚴重不利。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實地調查的念頭,而這種調查乃是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無法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作風,並區分出哪些是關鍵性的,哪些是非關鍵性的。我無法觀察他們作出決定時的複雜過程。我無法觀察他們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約翰&iddot;思布里(john ebree)寫的《須惠村》是人類學家實地觀察後寫出的唯一的一部有關日本村落的專著,很有價值,但我們在1944年遇到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在那本書裡卻還沒有提到。
儘管有上述重重巨大困難,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卻相信,還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條件可以利用。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與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觸。在我們國家中,有許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詢問他們親身經歷的許多具體事例,發現他們如何進行判斷的方法,根據他們的敘述來填補我們知識上的許多空白;我認為,這種知識對於一個人類學完了解任何一種文化是必不可少的。當時,從事日本研究的其它一些社會科學家,則是利用圖書文獻,分析歷史事件及統計資料,並從日本的文字宣傳或口頭宣傳的詞句中尋求其發展。我則確信,他們所企求的答案,很多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其價值之中,因此,從生活在這種文化的人們中進行研究,答案將會更加滿意。
這並不意味我不看書,不請教曾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土。論述日本的豐碩文獻以及在日本居住過的許多西方優秀的觀察家,對我幫助極大,這是到亞馬遜河發源地或紐幾內亞高原等地對無文字部落進行研究的人類學家們所無法享受的。那些民族沒有文字,無法用文筆來表現自我。西方人的論述也是 鳳毛麟角,浮光掠影。沒有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歷史。實地調查的學者們必須在沒有任何先驅學者的幫助下,探索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