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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業的情況下，臺大哲學系曾經排了三小時兼任課給他，卻被反對掉了。輔仁也曾經想找他，也沒成功。這樣走投無路的情形，我想一方面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的堅貞，為教會學校所不能容，另一方面是他的自由主義精神，曾與《自由中國》、雷震、殷海光等，在民主自由思想上同聲同氣，為當道及其爪牙所顧忌，才會找一教席而不可得。正好在那時候，唐君毅先生赴臺，邀他到新亞，他在晚年，乃在香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了。

他初來港時只租一小房子，放一床及兩沙發，我去看他，坐在沙發上膝蓋就頂著床沿，他一樣豪情萬千的談話，及後在美孚新村買了房子，太太也來了，顯然有安頓下來的決心。他剛搬去不久，發現太多從樓上丟到街道的垃圾，連女用衛生巾都有，便要我把《明報》上的專欄位置借給他一天，他寫了篇短文痛斥。過了兩天，他高興的告訴我，垃圾沒有了。從這可見出他對新居公共環境之關切，也可表現他安居於港的心情吧？

我想他在香港是快樂的，來到新亞，這裡的老師和學生，都是志同道合之士，這是文化理想的安頓，能夠自由地發表文章，評論時政，著書立說，這是思想、心靈和生命的安頓。所以有人勸他回臺灣，按他的學生司馬文武記述，他感嘆地說：「每次回臺，申請簽證常遇到困難，要麻煩老朋友幫忙，而且如果住在臺灣，能夠愛看什麼書刊就看什麼嗎？愛怎樣寫就怎樣寫嗎？有沒有地方可以發表？」但在香港卻毫無窒礙。

可見他對香港的自由，是非常珍惜的。這種自由，在看書寫作之外，還有，在香港教書，他不會受到上述因信仰方面、政治方面而來的那種困擾。此外在那時候的臺灣，與雷震那樣的交往，會有麻煩，但在香港，與羅孚那樣的人交往，亦怡然自在。於是，一個以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儒者，一個秉持自由主義精神的學人，在香港的自由氣氛之下，乃有如魚得水之樂，從早年辦雜誌，寫文章，至晚年教學著書，抒發和實踐其職志。這種自由，在臺灣是到八十年代後期才有的，徐先生已不及見了。我之特別標示這一點，是要說明徐先生與香港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乃在於香港有充分的自由。這是香港最珍貴的特質，希望永遠不會失去。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馬國亮

梁厚甫首創怪論

讀他文章的人，知道他叫梁厚甫。老朋友則管他叫梁寬。前者是筆名，也是別號吧。後者才是他的原名。

又是寬，又是厚，頗有點宿儒的味道。加上衣履修整，舉止穩重，初識他的人，看他有點道貌岸然，以為他不苟言笑，不禁肅然起敬。

起敬是可以的。以為他是岸然道貌的宿儒，就大錯特錯了。梁厚甫其實是個十分風趣的人。其所以給人錯覺，因為他不是嬉皮笑臉的風趣，而是不形於色的風趣。你問，梁先生貴庚？他會反過來先向你請教。你說今年虛度七十了。他就回你說他是七十一。你說八十，他就說八十一。總要比你大一歲。我曾經用盡旁敲側擊的方法，才知道他是一九○八年生的。照中國的習慣，今年應是九秩大慶了。

表過他的年歲，再說他的生平。他在廣州的嶺南大學附中讀書，隨後就在蘇州東吳大學念法政。畢業後沒有做官也沒做律師，卻投考了上海海關當關員。雖是個金飯碗，他卻對每天在旅客的行李和商人的貨物裡找岔子沒有興趣。他羨慕無冕帝王。於是搖身一變成為記者，從此義無反顧，終其一生在報業中打轉。不過他在海關不是沒有收穫的，而且收穫很大。他在海關認識了一個同事——一位年輕姑娘。這位姑娘後來就成為他的賢內助。

梁厚甫憑他的才智，他的一枝生花妙筆，先後在《大公報》當編輯，在《工商日報》、《新生晚報》當總編輯。與他總要比你長一歲的怪念頭有關，喜歡稱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