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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會政權梵蒂岡的宗教的雷霆有賴於輿論的力量；如果輿論為理智或熱情所代替，那雷聲便可能毫無作用地在天空中空響；而自己無能為力的教士們也便將無端遭受一位貴族或平民的殘暴的迫害。但是，自從他們從阿維尼翁返回來以後，聖彼得的鑰匙便受到了聖保羅之劍的保衛。羅馬城完全處於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的控制之下：大炮的使用對人民暴亂是一件強有力的鎮壓工具：在教皇的旗幟之下組織了一支正規的騎兵和步兵：他每年的豐厚的收入可以補充戰爭的需要；他還可以為了平息某座城市的叛亂，從他所管轄的廣大範圍內調去一支由懷有敵意的鄰人和忠心的臣民組成的部隊。自從弗拉拉和烏爾比諾的公爵領地合併以來，這個基督教國家的地域便從地中海延伸到了亞得裡亞海，從那不勒斯延伸到了波河；並且早在16世紀，這個廣袤而富饒的國家的大部分便已承認了羅馬教皇的合法要求，和他的世俗的統治地位。他們的要求很容易從黑暗時期的真實的，或令人難以置信的捐贈中推算出來：對他們最後定居前的一系列步驟的研究將會使我們過深地陷入義大利的各種事務，或甚至歐洲的事務中去；亞歷山大六世的罪行、尤利烏斯二世的軍事行動、利奧十世的開明政策，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最高貴的歷史學家們曾大加描述的題目，在他們進攻得勝的初期，直到查理八世的遠徵，教皇頁面們完全可以和那些其軍事力量與他們相當或不及他們的附近的王公或城邦較量，而從不吃虧。但是，自從法蘭西、日耳曼和西班牙王國以強大的兵力爭奪對義大利的統治權之後，他們便開始以計謀彌補實力上的不足，並用諸多戰爭與條約的迷宮掩蓋住了他們一心要把野蠻人趕過阿爾卑斯山去的強烈意圖和長期的願望。梵蒂岡微妙的平衡作用經常被在查理五世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的北部和西部士兵們破壞：克力門七世的軟弱和多變的政策，使他本人和他的領土都暴露於那位征服者的攻擊之下；於是羅馬被拋棄於一支比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更兇殘的無法無天的軍隊的柔躪之下達7個月之久。在經歷了這一慘痛教訓之後。教皇們收斂了他們的幾乎已得到滿足的野心，重新擔當起一個普通父親的角色，而且除了一次因基督的代理人和土耳其的蘇丹一同為反對那不勒斯王國而武裝起來，發生了一次魯莽的爭執之外，總盡力避免一切進攻性的敵對行為。法蘭西人和日耳曼人終於撤出了戰場：米蘭、那不勒斯、西西里、薩丁和托斯卡尼的沿海地帶都被西班牙人牢牢佔領住；維持從 16世紀中葉到 18世紀之初幾乎一直從未間斷的義大利的和平和依附地位，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梵蒂岡聽命於那位天主教國王的宗教政策，並處於它的保護之下：他的偏見和利益使他在所有的爭吵中都站在皇帝一邊，反對人民；那些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敵人不但得不到像他們從鄰近的城邦所得到的，鼓勵、幫助和庇護，而是反被置於那專制的鐵圈中四面包圍起來。長期服從的習慣和教育的結果，壓下了羅馬貴族與平民的造反精神。貴族們忘卻了他們祖先的武力和派別活動，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奢侈和政府的奴僕。

他們不再把田地產每年的收穫用來養活一群門客和追隨者，而是消耗在增加領主的歡樂，但降低他的力量的個人開銷上。科隆納和烏爾西尼在美化各自的宅邸和附屬教堂方面彼此爭強鬥勝；而它們的古老的輝煌氣派又有暴富起來的教皇家庭來與之比美或顯然超過。在羅馬已再聽不到自由和不和的呼聲了；這裡不再有奔騰的浪潮，而只有一個平靜無波的湖面，反映出人們無所事事和遭受奴役的景象。

一位基督教徒，一位哲學家和一位愛國者，在看到教士們所建立的世俗王國時都同樣會感到驚愕；而羅馬城本身的輝煌，以及對她的執政官們和勝利時刻的記憶似乎更加深了這種痛苦感受，並增大了對她的奴隸制度所感到的恥辱。如果我們心平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