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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桑田，文思更應神遠。於是我下了決心，來寫作五個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層次的家庭。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經當過知青，都有過一段難以忘懷的往事。而今天，他們卻又在上海，代表著不同的生活層次和階層。無情的歲月和時間已把當年還是以為平等的知識青年們拉開了距離。由於所處社會地位的不同，對於找上門來的孩子，自己親生的骨肉，他們的態度也必然是不同的。這麼一想，創作的視野頓時豁然開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湧上心頭。他們聯絡著西雙版納的昨天和今天，他們也聯絡著上海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而在昨天與今天之間，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經歷。對於我這個作家而言，格外有利的也許正是這一點，我曾在西南山鄉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活體驗，我還因寫作的關係潛心入神地研究過西南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變遷、差別和他們獨特的風俗。同時我畢竟出生在上海，在這個城市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後又因出差、開會、改稿不時地回歸故里，興味濃鬱地以一個遊子的目光和作家的目光，見到了上海那些年裡的變化。於是乎新的構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當把這些人物放在西雙版納和上海的各個層次上展現時，多少藝術的亮點閃爍起來。

前面我提到&ldo;下了決心&rdo;四個字。在形成構思的時候，我為什麼要下決心呢？

原因是極為簡單的。那就是在沒寫之前，我已經看出了這一構思的缺陷，儘管成千上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過類似的故事，儘管有的故事本身還要悲慘，但是五個來自雲南西雙版納的孩子，約好了一同到上海來尋找他們的生身父母，這樣的故事是不存在的，這樣的巧合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她只能產生在我的構思之中，只能發生在我的小說裡。

《孽債》出爐前(2)

這只是虛構。

既然知道這一點，我為什麼還要下決心這樣構思呢？

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這樣的構思來自於生活的真實。儘管生活中不可能會發生相同的事，但是這樣寫出來，讀者是會認同的，這恐怕也在間接地回答了藝術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

之間的關係吧。

構思已經形成，我按捺不住創作的激情，開始寫作這一部新的長篇小說。

（2001年4月）

《孽債》和老謝(1)

提筆寫作《孽債》這一本書的時候，正逢我面臨著奉調回上海作協工作。誰都知道，調動和搬遷帶來的是多少繁瑣不盡的具體事兒，我整個人都處在生活、工作、環境、人際關係的變動和適應之中。但我還是分兩次將這本書寫出來了。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孩子10歲了。他是在山鄉裡出生、在省城裡長大的。那裡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夥伴和習以為常了的一切。他對我們執意要回歸是不理解的，當然我們在省城裡的生活條件比較優越，他曾經幾次鬧過情緒。他不止一次地問過我：為什麼非要回到上海去？我為了說服他還真傷了不

少腦筋。

但是傷這些腦筋是值得的，在寫作《孽債》時我也面臨著那些到上海尋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問出的同樣的問題。這個問題答不好，小說就無法感人。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體驗，在寫到這樣的感情領域時，我把握住了小說。另一個題目是當年那些知識青年們今天怎麼樣了？他們回歸了城市之後，今天已散佈在社會的各個階層，而今天的社會各個階層，已經令人眼花繚亂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價值倫理觀念、新的交際領域、新的感情生活。無情的歲月和時間本身已把當年互為平等的知識青年們拉開了距離。我在寫作他們的今天時，必須把這個題目做好。做不好這個題目，那麼很可能將把這部小說寫成個陳舊的倫理故事：沒有歷史的縱深感、沒有寬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