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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性命。

我倒不缺那份自控力來結果自己的性命，但這口氣讓我實在咽不下，憑什麼我一定要死呢？我並不樂意自殺，造孽的人並不是我。

不過這樣一來，囊中羞澀居然成了眼下的難題，簡直好笑得要命，偏偏金錢難住了我。眼下我手裡只有9132美元，看起來不太夠用。今天早上我去找多蘿西聊了聊，還跟平時一樣拿著手絹，免得留下指紋（我告訴多蘿西那是我奶奶的手絹，我想隱約給她留下一個印象，讓她覺得我通身透著布蘭奇·杜波依斯＇1＇一般的氣質）。我靠在多蘿西的辦公桌上，她正一條又一條地跟我細說著一種她買不起的血液稀釋劑（多蘿西這女人對各種未透過審批的藥品簡直無所不知），為了投石問路，我開口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還不知道再過一兩個星期要上哪裡去找錢交我那小屋的租金呢。”

她衝我眨了眨眼睛，又扭頭望著電視，螢幕上正播放著一款遊戲比賽節目，節目中的人們一會兒呼喊，一會兒尖叫。多蘿西對我有種長輩一般的關愛之情，她一定會收留我待在小木屋裡的，讓我愛待多久待多久，反正那些小木屋有一半沒有人住，撥間屋子給我算不了什麼。

“那你最好找份工作。”多蘿西的眼神壓根兒沒有離開電視螢幕，節目中一名選手走錯了一步棋，獎品眼睜睜地落了空，電視裡傳出一片“哎喲”聲，道盡了心痛之情。

“什麼樣的工作？在這裡我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

“做清潔呀，當保姆呀。”

也就是說，為了賺到薪酬，我得幹家庭主婦的活兒。

就算在密蘇里州，我也並不需要算著錢過日子。當時我確實無法隨心所欲地買新車，但也無須考慮每日的柴米油鹽，無須到處收集優惠券買便宜貨，也沒有辦法掐指一算就說出牛奶要花多少錢。父母可從未費心教過我這些家務活，因此託了他們的福，猝不及防的我不得不面對現實世界。舉個例子吧，葛麗泰抱怨一加侖牛奶在碼頭的便利店裡居然要賣五美元，我聽了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因為便利店裡的小孩每次都收我十美元。以前我倒是覺得價格似乎有點兒貴，但還從來沒有想過那滿臉青春痘的少年只不過是隨口胡編了一個價格，看看我是否會上鉤。

因此，我事先做過預算，根據網上的資訊，我的錢按計劃絕對可以撐上六至九個月，但這個預算顯然並不靠譜，因此，我也跟著變得不靠譜起來。

等到打完了高爾夫（還用說嗎，贏家當然是我，我一直在腦子裡計著分），我們一起去隔壁的熱狗攤吃午餐，我偷偷繞過拐角，從T恤下面翻出了帶拉鍊的貼身腰包，誰知道回頭正看見葛麗泰跟著我，我還沒有來得及塞回腰包，一切已經落進了她的眼裡。

“這位闊佬，你聽說過‘錢包’這種東西嗎？”葛麗泰問道。說起來，帶錢還真是件棘手的事：逃亡的人需要大筆現金，但既然正在逃亡，這樣的人按理說就難以找到放現金的地方。不過謝天謝地，葛麗泰並未深究，她心裡知道我們大家都是受苦受難的人呢。我們找了一條金屬質地的野餐凳坐下，一起曬著太陽吃著熱狗，那熱狗是白麵包裡裹著一條條加了新增劑的香腸和綠得透出幾分詭異的作料，也許算得上我這輩子吃過最可口的美食：反正我眼下已經“不在人世”，我才不管食物健康不健康呢。

“你猜猜傑夫從他的小屋裡找了些什麼東西給我？”葛麗泰說，“是寫《火星紀事》那傢伙的另一本書。”

“那傢伙叫雷·布萊巴瑞。”傑夫說。“人家明明叫雷·布萊伯利。”我心想。

“沒錯，那本書叫作‘當邪惡來敲門’，挺不錯。”葛麗泰說。她把最後一句話的音調挑得很高，彷彿只用一句話便可以對一本書蓋棺定論：要麼書不錯，要麼書很爛；要麼我喜歡，要麼我不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