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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高僧大德及土司頭人對我個人的信念，亦與日俱增”　，不為煽惑；其三，有適當的處理辦法。他的辦法是三個：（1）向民眾宣示，以正視聽；（2）調兵脅制，不使蔓延；（3）運用土司頭人和喇嘛的協助。軍隊進入甘孜後，事件很快平息。從“事變”發生到軍隊進入甘孜，為時不到兩月。

以上幾個事件，都藉助了軍事行動才得以解決。不過，從這些事件的解決中，祖父並沒有簡單得出經邊只有威服的結論，而是進一步看到威服的侷限，並從事件的解決中看到尊重康藏人民宗教習俗的作用。他說：

經過幾次事變“使我對‘蠻夷之人，畏威不懷德’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類歷代相傳的舊觀念，發生動搖了。而我經邊的新理想，也可以說得到初步試驗的成功。”

他認為：

“威服政策，縱然得到一時成功，轉瞬就會一敗塗地，功虧一簣。為了根絕迴圈報復心理與行為，為了樹立邊務千年大計，所以我才確定以德化政策來代替威服政策。”

除了以“德化”政策來代替“威服”政策，他還提出以“同化”政策來代替“分化”政策，以“進化”政策來代替“羈縻”政策。這“三化”構成了他的經邊政策思想。

從祖父對其經邊思想形成過程的講述中可以看到，這些思想主要形成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自己在經邊實踐中的探索，同時也還受到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啟發。他談到：

“我還記得有個事實的刺激，啟發了我的思想。據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傳教至夷巢裡面去的，為夷人改善生活禮俗，並用英文字母將夷語譯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視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問其祖國，甚有說是英倫者，有說是倫敦者。我從這個事實當中，啟發出三個要點：（一）不患邊民之‘不懷德’，二患我之‘無德可懷’；（二）不患邊民之不與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變邊民為國民，邊民可能為他國之民；不變邊土為國土，邊土可能變成他國之土。”

在那段時間中，不僅西康藏區，就是西藏方面，對祖父也是比較熟悉的。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培養的第一個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馬戎教授是其導師）將臨畢業，舉行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時，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區主席時任藏學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讓。休息閒聊，他和我說，當年西藏上層對祖父很熟悉，阿沛？阿旺晉美回憶西藏和平解放談判經歷時曾談到祖父當時所發揮的微妙作用。我後來找來阿沛？阿旺晉美的文章，讀到這樣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重慶，受到賀龍、劉文輝等人的熱烈歡迎。劉文輝，是西藏比較熟悉的人物。這時，金中悄悄對我說：‘共產黨對這樣一個大地主、大軍閥，不僅沒怎麼著他，相反，還給這樣高的地位，讓他講話，致歡迎詞，共產黨的政策並不像謠傳的那樣。’我聽了點點頭。

看來，祖父起到了一個訊號（對西藏方面來說是積極的訊號）作用。

聽父親說，祖父曾談起，他在西南時曾提醒*領導人，宗教在西藏的影響和內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對西藏事務處理要特別注意宗教的影響。反應如何？我未曾聽祖父談起過。

1959年夏秋祖父調任北京，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空間上遠離了那塊地區。

經堂（1）

如果問我住在成都十七街3號的時候，有什麼和住在其他地方特別不一樣之處，那麼我立刻會回憶起那棟小樓裡有一股淡淡的氣味，那氣味來自二樓上的經堂，來自經堂裡點的酥油燈。

經堂裡供著大小許多尊佛像，大概總有幾十尊吧。牆上掛著多幅唐卡和紫紅色、橙黃色的帷布。一進去，會有一種濃重的藏傳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