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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巷法國醫院避難去了（《顧頡剛日記》，1926年3月30日）。未幾，《京報》社長邵飄萍被槍斃，在那裡工作的老友孫伏園則已經南旋；傳聞北京政府“準備通緝之二百零八人，內北大有一百六十人”，朋友也來勸顧頡剛“暫避”風頭。他雖認為自己過去“發表之文字，未嘗及於政治，想不致牽入”（《顧頡剛日記》，1926年4月26日），心下卻不能說不緊張。北京這個人文薈萃的古都，在當時看來已非可堪久留之地。

五

就在幾天之後，顧頡剛到中央公園的長美軒，參加了語絲社為林語堂餞行的餐宴，因為林語堂“以北京站不住，將往就廈門大學文科學長”。席間林語堂即邀請他一起同行去辦研究所。顧頡剛想到自己“窮困至此，實亦不能不去”，卻又覺得自己在北京的“基礎剛佈置好，捨去殊戀戀耳”（《顧頡剛日記》，1926年5月8日）。

正因為顧頡剛實在留戀北京的生活，所以即便得到了邀請，他還是舉棋不定。好比說，老友郭紹虞招他往中州大學任教，被他拒絕了；反而，清華大學方面欲聘為“國文教授，月薪二百元”，即使“清華中空氣甚舊，取其用度較省，可以積錢還債”，就讓他心動不已。沒想到，清華大學評議會沒有透過他的聘任案（《顧頡剛日記》，1926年6月1日、5日），他也只好死心了。

胡適向來關照顧頡剛。5月，胡適訪問英、美回國，顧頡剛去拜見恩師。因為胡適參與英國退還庚子賠款的處理事宜，知悉內幕，他給顧頡剛帶來一則好訊息：

……將來可在退還賠款內弄一筆留學費，我們可一同留學。這使我狂喜。我在國內牽掣太多，簡直無法進修。誠能出外數年，專事擴張見聞與吸收知識，當可把我的學問基礎打好。（《顧頡剛日記》，1926年5月13日）

可是，這則讓顧頡剛“狂喜”的美事，不是馬上就能實現的；乾涸已極的他，需要的是及時雨的滋潤。7月1日，北大“長官”也獲聘為廈門大學國文系兼國學研究院主任的沈兼士，送來廈門大學的兩紙聘書，“一研究所導師，一百六十元，一大學教授，八十元”，合計起來是兩百四十元的薪水。這是在北京沒有可堪比擬的職事和收入，顧頡剛無奈之下，“只得允之”。

令人告慰的是，想到廈門大學去的，非僅顧頡剛一人而已。像是魏建功同樣因為“經濟困難”的關係，也想去廈門（《顧頡剛日記》，1926年7月4日）；當他到沈兼士處商量廈大國文系課程及研究院進行計劃時，同來者更有魯迅、張亮塵（星烺）、陳萬里與丁山（增熙）諸人（《顧頡剛日記》，1926年7月28日）。可以想見，這趟旅程，他不會孤單南行。

況且，顧頡剛還想象著胡適帶來的好訊息。他寫信給胡適說，一旦庚子賠款的事能夠“夢想成真”，這趟廈門之行，只去一年就好，“如身體不慣，則半年。明年如庚款方面可以使我得一正當之職業，決計仍回北京”。所以在北京的“書籍什物，一切不動，只算作一旅行而已”（引自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第99頁）。此志已決，顧頡剛伸了一下腰，終於準備離開北京，展開到廈門去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