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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296年，陶侃來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麼錦繡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族子弟憑藉自己的父、祖餘蔭即可身居要津，並不為今後升遷而費神。自惠帝即位後，更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絕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這種情況下，名流士族們誰還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份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陶侃對張華的輕視並不灰心。幾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終於在張華的推薦下當上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之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陶侃雖然得到一介官職，他的出身，以及與漢人不同的相貌，依然為洛陽的達官貴人所輕視。有一次，他與同州里的豫章國郎中令楊晫同車去見中書郎南人顧榮。途中與吏部郎溫雅相遇。溫雅問楊晫：“奈何與小人同載？”名士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有人推薦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議。

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趙王倫廢賈后。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動亂就由宮廷內發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衝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政治下，他是難於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氣氛的影響，他也準備南下了。適經朋友推薦，他得補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縣。陶侃打點行裝，匆匆上路了。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他想起自己奮鬥經營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遠而又遠的小縣當縣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後，與太守呂嶽的關係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後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二、建功立業

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盪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幹提供了機遇。西晉末年，秦、雍一帶的人民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

永寧元年（301）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進行*。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願遠征，而又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303）義陽蠻張昌聚眾在江夏起義，不願遠征的丁壯及江夏一帶流民紛紛投奔張昌。張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間，眾至三萬。

張昌勢力的發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劉弘率領軍隊前去*。劉弘上任，即闢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討伐張昌。

能受到劉弘重用，陶侃當然十分高興。況且動亂時從軍立軍功，也不失為仕進升遷的一條捷徑。

陶侃率軍進駐襄陽。劉弘軍卻在宛為張昌所敗。張昌轉攻襄陽不下，即沿漢水*長江。一時間，荊、江、揚等州大部分地區為張昌所控制。劉弘命陶侃進攻張昌，連戰皆捷，終將這次起義*下去。在這個過程中，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幹使劉弘十分感嘆。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晉吳對峙，他曾鎮守荊州近二十年，為晉更吳立下大功。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