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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他有考證癖,我們覺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證還可精簡。如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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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族的人名,原來史書是根據當時實際用的名字寫的,到清乾隆時有意把
它改譯一次,這種改譯,只有引起混亂,毫無意義。清代歷史學者如錢大昕、
趙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東藩於 《宋史演義》和《元史演義》內經常將人名
註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機—作安巴堅之類,實在無此必要。他怕不注讀者不
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這是他所意識不到的。
三、本書的歷史觀點
蔡東藩是個舊知識分子,受封建思想影響很深。但同時他又受到辛亥革
命前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洗禮,曾醉心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為經過革
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後,軍閥割據,政客朝三暮四,帝國主
義對中國的侵略一步步加緊,這種情況,使他感到苦悶,以致憤慨。在他編
的《中等新論說文範》中就有“國恥論”一篇雲:
革命以後,耳目一新,若可與謀雪恥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
營宮室,擁妻妾,但顧行樂,不顧雪恥。……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環
顧吾國,仍無一誓雪國恥者。夫無一誓雪國恥之人,是終於無恥者也。我不
敢謂此終於無恥者其國即亡也,我亦不敢謂此終於無恥者其國不即亡也。惟
外族方張,鑑吾國民之不復知恥,將奴我辱我,我國民乃真萬劫不復矣!
蔡東藩這種議論,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徹底,一方面也反映這
一時期頭腦比較清醒的知識分子的苦悶。隨著時勢的發展,這種苦悶越來越
深,憤慨也越來越甚。他在《民國演義》自序中說:
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為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
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 《臨時約法》,絕而復甦,
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見聞
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是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
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儲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國演義》中,對當時軍閥政客冷諷熱嘲,對漢奸賣
國賊如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貶斥不遺餘力,而對“五四”學生愛國運
動則予以大力讚揚。他在《五代史演義》第一回中說:
照此看來,欲要內訌不致蔓延,除非是國家統一;欲要外人不來問鼎,
亦除非是國家統一。若彼爭此奪,上替下凌,禮繁衰微,人倫滅絕,無論什
麼朝局,什麼政體,總是支撐不住。眼見得神州板蕩,四夷交侵,好好一個
大中國,變做了盜賊世界,夷虜奴隸,豈不是可悲可痛嗎!他這種愛國憂民
的思想,在他的“演義”中常常可以看到。不過他的思想僅止於此,沒有再
向前發展了。
蔡東藩對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潔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揚,
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陸秀夫這樣的人,他當然是崇拜的,但對陸在厓山患
難之中,“尚日書大學章句,訓導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
可哀!”像方孝孺這種硬漢,他也為之歌詠贊嘆,但他對孝孺當軍事緊急時
向建文帝的屢次奏語,一則批曰:“此老又出迂謀”;再則批曰:“還是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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