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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懼怕和痛苦,楊志遠知道她在害怕什麼,如果說於浩天開始只是失蹤的話,那對做母親的來說,至少還有一絲希望。如果一旦得到確認,那她最後的希望就會隨之破滅,剩下的只會是無盡的憂傷和痛苦。
安茗小心翼翼地把她扶進了房間,給她泡了一杯熱茶,她抱著茶杯渾身直打哆嗦,她說:“我叫佘睛,是於浩天的媽媽。”
屋子裡的人都不知道該說什麼,誰都沒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她。佘睛語無倫次,一個人喃喃自語,說都怪我,本來浩天有點感冒了,那天躺在床上,跟我撒嬌,說他想睡個懶覺,不想上學了。是我硬是把他從床上拽了起來,逼著他去上學,他離開家的時候手裡拿著紅領巾,還朝我揮了揮手。中午浩天沒有回家吃午飯,我開始也沒怎麼在意,以為孩子貪玩,回家晚了,不久我聽路過的人說早上高架橋垮了,死了不少人,我嚇壞了,因為浩天上學每天都要經過那個路口。我上學校去找,學校說浩天根本就沒去。我到高架橋來找,公安把這一塊封鎖了,根本就不讓進。浩天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家了。
佘睛痛哭流涕,說:“我的孩子啊,是媽媽害了你。”
安茗和楊雨菲站在佘睛的身邊也是淚流滿面,一個勁地安慰佘睛,說浩天不會有事的,不就是一條紅領巾麼,也許孩子貪玩走遠了,也許是孩子受了一點傷在醫院呢,肯定不會有事的。
連安茗和楊雨菲都覺得自己的話站不住腳,這種解釋多麼的蒼白和無力,可她們也只能如是說了。佘睛木然地搖著頭,說:“我的孩子我知道,浩天乖巧聽話,他離家不會不告訴我的。這幾天,我派出所也報案了,醫院也找遍了,可誰都說沒有看到浩天這個孩子。”
佘睛悽然地說:“記者同志,我想去現場看看,可民警不讓我去,你能幫幫我嗎?”
安茗看了楊志遠一眼,楊志遠點點頭,安茗說:“那好,我們帶你去看看。”
楊志遠開著沈炳元的警車朝高架橋駛去。路過一家花店,楊志遠停下車,買了一大捆的菊花,放到了車上。到了坍塌現場,安茗把佘睛扶下了車,楊志遠把那捧菊花每人分了幾枝,大家手捧菊花朝廢墟走去。
值守的民警認識沈炳元的車,也認出了楊志遠,這次沒作任何的阻攔,就把楊志遠一行放了進去。
楊志遠走到那個繫著紅領巾的橋墩下,把一枝枝菊花插在了橋墩的周圍。佘睛撲通一聲跪倒在橋墩邊,嚎啕大哭。
攝像機無聲地記錄著這一切,真實地記下了一位母親的痛苦和悲傷。
楊志遠就是在那一刻決定要給周至誠省長打電話的。因為明天就是高架橋坍塌事故中死者的頭七,根據林原的習俗,親人逝去後第七日,是必須祭奠亡魂的,讓親人的魂魂不再四處漂泊,以便早日轉世為人。楊志遠知道這是迷信,可他情願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這畢竟可以給生者帶來一絲心靈上的慰藉。其實即便是由政府出面組織一次悼念活動,也用不著省長出面,但以楊志遠對省長的瞭解,省長堅韌的外表下面,深藏著一顆對天下蒼生赤誠的憐憫之心,在頭七這種場合,省長的出現會更具感染力,楊志遠相信周至誠省長會同意他的觀點。
果然,周至誠省長在聽楊志遠說完佘睛的遭遇之後,好半天沒說話,許久,周至誠省長才說:“好,志遠,就按你說的辦,我明天一早會和調查組的同志們一起到林原來。”
楊志遠和省長通完電話後,又和徐建雄進行了磋商,楊志遠認為有必要遵循民間習俗,在頭七到來之時解除高架橋現場的警戒,允許市民到現場進行祭拜,民警的職責應由嚴防死守轉為維護現場安全和秩序,不得再無故阻攔市民進行祭奠活動。楊志遠和徐建雄都清楚,林原這地方民風強悍,如果在頭七到來之時,阻止市民進入現場祭奠和悼念,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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