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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則是學術評論的攻錯之作。他指出鄭振鐸文學史研究中&ldo;使人噴飯之處&rdo;，譏其缺乏&ldo;常識&rdo;（第95頁）。他批評郭紹虞食&ldo;洋&rdo;不化，牽強附會（第97頁）。胡適撰《白話文學史》（上冊），時稱名著，蔭麟卻能舉證確鑿，指出定義混亂、去取多由主觀的毛病（第99-107頁）。郭沫若譯歌德長詩《浮士德》，急於脫稿，匆促從事，遂致&ldo;謬誤荒唐、令人發噱之處，幾於無頁無之&rdo;，蔭麟擇要糾正，有力打擊了&ldo;偽劣&rdo;出版物。

但是，蔭麟並非今日慣見的&ldo;酷評&rdo;家，他固不喜歡一味的唱讚歌，亦不輕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殺全書的功勞。他雖批評《白話文學史》諸種不善，卻仍敏感的看出此書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證的優點；他雖對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滿，卻盛讚《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能夠&ldo;拿人類學上的結論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rdo;，&ldo;建設中國古代社會演化的歷程&rdo;，實在是一項&ldo;重大貢獻&rdo;。此外，對顧頡剛&ldo;疑古&rdo;學說&ldo;誤用默證&rdo;的方法論錯誤、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史實錯誤，他都提出過嚴厲而中肯的批評。顧氏無以自解，終未回應；馮氏覆書致謝，有則改之。

蔭麟嘗表明自己對專業書評的態度：&ldo;一個批評者對一部書有所糾繩，這並不就表示他對於這書的鄙薄&rdo;（第223頁）。這固然是個人的信條，但也需要時代風氣的培陶，以及被批評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蔭麟十七歲時指出梁啟超的考證錯誤，啟超引為忘年交，稱之為&ldo;天才&rdo;；馮友蘭在他死後，曾集資、主持設立&ldo;張蔭麟獎學金&rdo;；顧頡剛於蔭麟死後撰《當代中國史學》，讚揚其在通史、宋史領域大有建樹。若非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確具幾分開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學人確具服善之勇，這些故事只怕都不會發生。

吳晗有感於亡友身後寂寞，曾說，即算蔭麟不死，&ldo;再多受些磨折、考驗、洗鍊，恐怕他還是得死，不過死法不同，不是死於窮病而已&rdo;。很不幸，一語成讖，二十年後，吳晗未&ldo;死於窮病&rdo;，而死於&ldo;文革&rdo;。然則，蔭麟之早夭固為不幸，較諸吳晗之暴斃，抑又為幸耶？

謹此紀念素痴先生誕辰一百週年。

通史之斷與斷代之通

通史之作用，在於總結。舊式通史，所欲總結者不外兩端，一曰&ldo;理亂興亡&rdo;，一曰&ldo;典章制度&rdo;。新式通史，所欲總結者，則以社會形態、生活方式、經濟發展為要。漢代，甫自封建制一變而為郡縣制，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與前代截然不同，故須要一部通史來作個總結。於是，司馬遷撰《史記》，作個總結。宋代，直接隋唐，遠紹秦漢，政治、經濟雖不脫中央集權制度（亦即郡縣制的自然發展）的矩範，但是，立法更完備，運作更縝密，發展更迅速，迥異於中古之中國，以故，錢穆說：&ldo;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rdo;。於是，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作個總結。民國肇造，標示二千年帝制一朝崩坍，四萬萬人民其命維新，且不論新瓶舊酒、亂紫奪朱的遺憾，經驗教訓仍需總結，於是，數十年間，作者蜂起，通史之作盛於前代，其中佼佼者，則有鄧之誠、呂思勉、錢穆、張蔭麟、範文瀾諸人。茲請介紹呂思勉所撰《白話本國史》。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1922年，撰成《白話本國史》，是中國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通史。呂思勉的一生，可以四個字概括，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