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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為純粹的隱士。他的隱逸與政治立場沒有關係，而是完全出自於個人的價值觀。最後，他離開洛陽，返回富春江，在那裡以垂釣度過餘生。嚴光對後世士人影響極大，成為東漢以後隱士的標杆。北宋范仲淹在《嚴先生祠堂記》中寫道：&ldo;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do;但後世對嚴光於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嚴厲批評態度。南宋楊萬裡《讀〈嚴子陵傳〉》：&ldo;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rdo;朱元璋《嚴光論》說得更厲害：&ldo;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卻仍淒巖濱水以為自樂……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糙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遊樂釣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rdo;總結出來一句話：如果不是劉秀收拾亂世，哪有你在江邊安然垂釣的機會？明末王夫之亦說：&ldo;遁非其時，則巢、許之逃堯舜，嚴光、周黨之抗光武也，非其義，則君臣之道廢，而徒以全軀保妻子為本，孟子所謂小丈夫也。&rdo;話雖如此，但嚴光的個人選擇仍是值得肯定的，因為他的選擇是忠於自己內心的。東漢士人普遍的隱逸情結跟魏晉名士還不一樣，他們的隱逸更多是出於道德上的標準，也就是&ldo;守節&rdo;，認為隱是高於仕是因為&ldo;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rdo;，而不是像魏晉名士那樣來自於對個體生命意識的自覺。除嚴光外，東漢還有周黨、王霸等著名隱士。關於東漢隱士氣節之高，在周黨的答覆中可以看出：&ldo;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rdo;他們在權力面前保持著人格的高貴和獨立，堅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這實際上是隱士文化中最光輝的部分所在。

到東漢後期，大樹將傾的風雨飄搖感導致隱逸風尚的出現，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歸向了山林，那麼反過來又加速了當時政權的崩潰。《後漢書&iddot;陳紀傳》：&ldo;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為高。&rdo;尤其是&ldo;第二次黨錮之禍&rdo;後，作為&ldo;清流&rdo;幾乎已經無法在朝廷上立足。這時候，就只有兩個選擇了：一是化為濁流，難得糊塗；二是歸隱林下，或講學，或全隱，於是出現了東漢&ldo;末世三隱&rdo;：黃憲、郭泰和徐稺（徐稚）。黃憲累世貧困，但學識、德行極高，名重一時。很多名士見了黃憲，都&ldo;茫然有所失&rdo;，其中周子居說：&ldo;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rdo;時陳蕃為太尉，以徵召天下高士為己任，曾站於朝堂上嘆道：&ldo;假如黃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綬矣！&rdo;陳蕃，中漢後期天下士人的領袖，仍有此語，可見黃憲名氣之大。實際上，當時黃憲既沒說過什麼傾世之言，更未做濟世之事，但卻仍名播天下，這正是隱士最詭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間，惺惺相惜，當時推崇黃憲之人不勝列舉，除陳蕃外，就數郭泰最為推崇，他稱黃憲：&ldo;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rdo;前面說過，郭泰早年是洛陽太學生中的領袖，與陳蕃、李膺過從甚密，他&ldo;身高八尺，容貌魁偉&rdo;，以博識和洞察力強而著稱。郭泰初到洛陽，跟眾多太學生一樣，去拜訪時任河南尹的李膺。官風&ldo;峻整&rdo;的李膺在威望上僅次於陳蕃，在洛陽能得到李膺